坚持制度自信 破除 “西制”迷信
——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
专家小传：
潘维，现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政治学系博士。讲授世界政治理论、中国政治、比较政治、中外政治制度比较等课程，并主持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发布的《研究报告》、《观察与交流》。著有《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法治与“民主”迷信》、《农民与市场》、《当代中华体制》等。）
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党的十八大报告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鲜明提出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在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
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期，各种问题层出不穷。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基于国家现在依然落后的客观事实，学界很多人对西方产生了迷恋，把当前的腐败现象归为制度原因，认为移植西式政体能够解决当前问题。如何坚持制度自信，破除西方制度迷信，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
中国经济时报：要破除制度迷信，中国社会不能简单移植西式政体，为什么？
潘维：人类社会不存在能自动并一劳永逸解决主要问题的制度。
政治体制属于上层建筑。成功的实践，久而久之自然成为制度。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并发挥特定的历史作用。国家兴衰，主要不是靠政治体制。秦朝行郡县，隋朝颁科举，民国创共和，制度都很好，却也都是短命朝代，寿命分别仅有14、37、38年。国家兴衰主要系于大政方针、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思想路线。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没有一劳永逸自动解决问题的制度，没有“永动机”。出色的大政方针、明确的政治路线、统一的思想路线、严谨的组织路线，是国家兴旺的关键。换言之，治国靠抓主要矛盾，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长寿之方是科学，长生不老是迷信。
中国经济时报：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也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国学界不少人却并不看好中国的未来，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潘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无论是在经济还是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进步，却未完全给本国知识舆论界带来同样的信心和耐心。主要基于下列原因：
第一，社会意识形态混乱。今日的官方意识形态源自19世纪中期，21世纪的年轻一代难以信服了。同时，社会流行西式意识形态。这是30年来引进、吸收西方意识形态的必然结果。我国缺乏对年轻一代有吸引力的理论创新是社会意识形态混乱的主要原因。
第二，我国生产方式依然很落后，为冷战后西方大力推广“制度决定论”提供了土壤。6000—7000美元的人均GDP与4万—5万美元的人均GDP差异很大，意味着我国存在所有落后社会的所有落后现象。因此，高速发展我国的生产力是解决我国制度自信问题的根本途径。而今的众多欠发达国家，很多人不再相信历史唯物主义，不再相信上层建筑是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结果，转而相信生产和生活方式是上层建筑的结果。而且，不少人认为制度是几个聪明人“顶层设计”出来的，不是历史选择的，于是认为靠拆“故宫”建“白宫”就能获得我国的进步。换言之，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制度决定论使历史唯心主义在我国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