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乡村治理体制的转换激活了乡村精英
治理，在政治学领域，是指官方或民间组织在既定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需要。它强调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合作，而且这种合作是一种非强制和自愿的合作。美国学者丁·库伊曼从社会控制的角度界定了治理，他认为治理是一种在社会政治体系中出现的模式或结构，是所有被涉及的行为者互动式参与努力的“共同”结果或后果。也就是说，它关注的是治理过程的权威性、互动性和多元性。
乡村治理尤其如此。缺乏权威性、互动性和多元性的乡村治理可能是只“治”而不“理”。就其权威性而言，在一个政治体制下，固然法律是权威确定的制度根基，行政权力是权威确立的直接基础，但是自古以来的“皇权不下县”，法律和王权不入乡舍，乡村自生权威的逻辑一直适用于乡村。一方面，以政治技术政治机构为配套的皇权若抵达乡村，不仅成本昂贵而且乡土社会无以承受：另一方面，乡土社会是无诉的社会，乡村权威只能内生于乡土社会自身。就其互动性而言，根据“谁授权，就对谁负责”的原理，乡村社会的公共机构——村委会与其成员——村民之间应该是互动的，权力来源和权力运行蕴涵着一种交换式契约关系，而非权威与依附单向的垂直关系。就其多元性，库伊曼论证说，社会控制主体的多元性是有效自治的必要前提。帕特南的验证也启示人们：多个治理主体的出现和公共权力的多元化凸现出乡村社会发展的态势，只要治理主体都能在一定的范围内，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在既有的平台上博弈，就能使乡村社会朝预定的目标前进。乡村社会政治格局及已有的众多研究均表明，乡村治理体制转换激活了乡村精英，现代乡村精英是乡村治理权威性、互动性和多元性的生动的体现。
在传统的村庄治理模式下，乡村社会在时间和空间上缺乏开放性，权力结构较固化。作为乡土社会权力场域的精英特色固定。在封建社会，乡村精英主要由乡绅、绅士阶层来扮演，缙绅阶层的特有社会地位使其成为乡村与国家交流的桥梁。在近代社会，乡村精英主要是有财富、有声誉的人，甚至地痞流氓、土豪劣绅也跻身入内。[4](P213)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高度集中的行政体制导致农民心理人格超同质化，乡村社会出现了迪尔凯姆所描述的“机械团结”的局面。因此，这一时期乡村精英是代表国家利益而很少体现乡村社会要求的单一、一元的政治精英。
按照吉登斯的说法：只有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时代进程中，随着公共教育的加强，传统价值日益退守并顽固存在，农村价值形式和话语权威呈多元姿态并产生壮大。[5](P12)20世纪80年代，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农村原有的组织体系丧失了调控手段，原有的一元化意识形态随之瓦解，加上村民自治制度在相关法律规范的支撑下在广大农村迅速铺开。社会资源控制的分化导致的农村权力结构日趋开放、多元的状态为广大乡村精英政治参与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生存逻辑。他们凭借自身的个人素质和制度优势，在农村脱颖而出，成为有别于其他一般村民的少数乡村精英。
“一个非正式的权威人士是力图通过一个有益于人的信仰(反贪，减负，民主等)来建构自身的权威地位，因此，他们的权威一方面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特定时代观念及其面临危机的表现。”[6](P56)这同样适合于乡村精英在新的治理模式下被激活的现实。在村民自治制度框架下，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动员初见成效，村民因市场训练而产生的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相对提高了，参与热情日益激发，然而国家并未将这种参与要求通过正式制度设计使其得以正确抒发，从而导致了亨廷顿所描述的“社会动员与制度供给不足的矛盾”。为了把这种矛盾及其爆发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国家允许或者默许了公共舆论的存在。因为，现代国家把人民主权当作自身存在的前提，而这种主权就是公共舆论，否则，现代民主就失去存在的根据。[7](P106)
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公共舆论的形成在乡土社会更有其生长的土壤。任何一个村庄都有一个村民集中的场所，比如村落的小商店、村部、小河边。这种公共场所就是村民议政之地，就是乡村社会的“信息港”。“信息港”既诞生了乡土社会有识之士，又在有识之士的直接推动下，不断地焕发生机，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乡村社会的秩序化和民主化，这些有识之士就是乡村精英。乡村治理体制的转换为乡村精英活力的迸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同时新的乡村治理模式对乡村精英的需要也激活了乡村精英。
根据贺雪峰的分析，村庄秩序的生成具有二元性：行政嵌入和村庄内生。事实上，在这种二元性的村庄秩序生长逻辑过程中的最终依托还在于村庄内生性，尤其是在国家与乡村关系紧张的时期。国家权力再强而有力，也还是冲不破村庄内在的人与人之间的隐形、模糊的约定，互相依赖的网络或“游戏规则”。在新的村治模式下，依然如此。一方面是自古以来就有皇权不下县的传统，另一方面是现行的法律规章都明显规定基层政权对村治是指导而不是领导。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作为国家政权最末梢的乡政权根本无暇，也无力直接面对一个个马铃薯状的村民。传统、法规也好，基层政权的现实情况也好，最终都把目光聚焦于乡村精英。乡村精英确实不负众望，既帮助乡政权向村庄传达国家旨意，收取税费，完成计划生育任务，调控乡村社会秩序，又代表民众向上表达意向和要求，反映自身利益、期望。
藉此，乡村精英在民主化体制下得以激活：从其生长土壤来看，在新的乡村治理体系下，乡村精英有了比传统乡村精英更坚实的生长根基。最明显之处即在于有国家明确法律规范的支撑和乡政权现实运行的需要。从其活动方式来看，新的乡村治理体制下，乡村精英有了传统乡村精英无法具备的公开、正当的活动舞台。村委选举即是明证。从其力量源泉来看，在新的村庄治理体制下，村庄民众的民主意识得到了较大增强。这种意识是传统乡村精英所渴求而无法获及的，更是现代乡村精英的重要力量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