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部门：尴尬地陷入“机构困境”
广场舞大妈们戏剧性地“跃入现代性”的同时，相关部门也陷入了尴尬的“机构困境”。比如在广场舞大妈这件事上“该不该管，怎么管，管到什么程度”，一筹莫展，于是只能做到“尽量劝导”——不管么，被人称为“不作为”；管么，被人指责为“乱作为”。
其实，“机构困境”越来越多地见于现代国家的公共管理中。一方面公民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政府必须用公民授予的公共权力更好地为维护公民的权利服务。另一方面，政府机构陷入了“管理上的难题增长速度比机构规模更快”的困境，管理资源本身又占用资源，因此，稍微“出格”或者“不讨巧”的管理都会引起公众的不信任与腹议。我们看到，长期习惯于主导“管理”社会的政府，近年来在制定公共政策时不得不进行调整，试图摆脱这种“机构困境”，比如治理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时集体选择单双日限行、电脑拍牌购车等管理方式。或者转向立法，如在治理公众意见很大的在地铁等公共交通设施上吃东西等不文明行为时，试图通过立法等程序上的合法性来规避公众的质疑。
笔者这里要说的是，在复杂多元、自我认同不太明朗、利益关切的现代性面前，我们既要给予广场舞大妈们即公众以时间，也要给予管理者，即政府相关部门以时间，通过“时间换空间”，以良好的愿景赋予社会各方面自我调整的机会。
比如在对待广场舞大妈的问题上，相关部门已经做到了“尽量劝导”，表面上的“不作为”其实显现了对公民自由和权利的尊重。对地铁里禁食的立法呼声虽高，但多数城市对此的态度还是十分谨慎，从中也反映出相关部门对私域的尊重。写入法律的“常回家看看”，更多的是道义上的呼吁，也是对极端行为的防范。上述种种摆脱“机构困境”的努力，都可视作为一种公共行政的文明和进步。
将公共性议题提上代议制议程
对于现代社会的公共管理，唯恐躲避公众不及的方式终究行不通，对待广场舞大妈这类公共性议题，必须放弃“全面控制”，采取“开放参与”，即不是增加管理机构、人数与监管，而是让公众全面参与公共管理，这将是有益和有效的。对于戏剧性地“跃入现代性”的广场舞大妈、地铁里吃东西的乘客、不常回家看看的子女们等现代公共性问题，相关部门要做的事情不仅是“尽量劝导”或者“忙着立法”，还要提供公共论坛，让人们倾听自己的同时，也去倾听别人，在行使了自由与权利的同时，也会逐步懂得谦抑地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与权利。我们相信，管理者让渡的时间，提供公共论坛的机会，会使公众充分整理自己思绪，合理排序和处理自己与他人的伦理关系与道德行为，最终实现群体自我与社会大众的同步与协调。这个过程中，现代社会亟需的社会资本将不断积累。
告别“急吼吼”的政绩目标，也不必纠结于“咋弄弄”的焦虑，将公共性议题提上代议制的议程，这或许就是我们目前非常需要提高的治理能力。
（作者为上海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