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的兴起
从后设的角度来看，中国主流文学恰恰是从这条道路走来。但是，对于这些左翼作家而言，走上这条道路是如此的艰难，特别是对于那些深受“五四”洗礼的作家来说，真正地完成从个人到集体、从个性解放到参与民族国家建设的转变更是一场脱胎换骨的变化。这些左翼作家，不仅包括当年提倡革命文学的作家，也包括沙汀等文坛的新军。可以说，尤其是沙汀等人，当年被茅盾赞扬的“所有的”，那些懵懂之间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并没有成为他们进一步发挥文学作用的资本，他们一直没有真正完成从所谓的“所有”的懵懂到急需的“所无”的转变。即使他本人亲到延安，并被作为文艺的指导者受到尊重。最后，他又以家务为名，回到家乡，继续在自己“所有的”中间苦苦笔耕。“三记”的诞生可以说是他寻根的结果，但是，就像美国学者安敏成所言，在道德、社会的阻碍下，他走向大众的道路还是那么漫长。
而坚持留在延安的左翼作家们，不得不在转变中进行调整。就如丁玲，本来在《水》中，她已经把方向把握得那么明确—中国革命就是发动大众的农民革命，但一旦身在革命的中心，却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革命本身。她看出了革命组织中的封建、官僚习气的残存和发挥，看到了集体主义对个性的压抑，虽然方向并没有发生变化，但对于组织性、纪律性特别强大的革命来说，都是需要改变的。但是，巨大的改变压力始终没有换来满意的结果。赵树理的方向就成为脱离这两类知识分子的方向，《红旗谱》的总结就成为这种方向最好的榜样和版本，真正站在普通民众立场，用最通俗的大众语言、最深切的生活材料来书写的中国革命的题材，却令普通大众理解了中国革命当年那看似虚幻的理念：朱老忠和冯老兰的斗争，不再是个别地主恶霸和贫苦农民的斗争，而是两个阶级的斗争，是压迫和反抗的斗争，也是中国革命最终取得成功的斗争。
这样看来，把革命文学、茅盾以及社会剖析派诸作家放在现实主义文学发展这个脉络里，才能显见其文学的力量。而以往的研究大多还是在文学的基本要素里展开，特别是所谓现实主义小说的范围内开展，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对其力量及其意义的发现。
如安敏成的《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就是一部探讨茅盾等人的革命现实主义的著作。⑥他把西方现实主义的认识论的指向归结为文学的终极目的—净化，并以此来比对中国文学的教化目的，并且把此作为立论的根本出发点。于是，泊来的现实主义，在新文学乃至以后的中国“现实主义”的进程中，美学原则的原教旨意义的反映、净化就不断受到道德、政治和社会的“阻碍”，最终随着中国社会革命的兴起，特别是对大众的发现和对大众革命力量的组织发动超越了现实主义。中国作家在西方现实主义传统和自己的创作中的搏斗，在安敏成看来，最终是牺牲了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而变成民族国家建设的工具之一。但是，一个持续经年，至今不会结束的中外文化接触碰撞的文化方向丰富的内涵决定了各种因素参与其中而呈现出来的模糊和混沌，是不能单单地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所能解释清楚的。实际上，任何幻想玉宇澄清的努力也不大可能达到预想的成功。同时，任何幻想中庸各种力量达到天下大同的努力也不能掩盖在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场域中力的对抗和联合，或者暂时的对抗和联合和各种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的变化和变幻。但是，在一片混沌和模糊中，这个平行四边形的指向，或者简单地归结为历史发展的后设方向却是明确而具体的，对此的选择和把握才是最根本的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力的宝贵财富，这不是掩蔽其中的复杂性，却反而是在研究各种力的过程中，见出其努力的意义。这种方向和选择，就是百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人们给予各种界定，有现代化的追求，有现代性的努力，有民族国家的建设，有伟大民族复兴的尝试等等。有任个人的激扬，有重集体的沉重，有心怀天下的雄心，有自立自强的行动。实际上，都可以看作这个力的场域中各种力量的挣扎和奋斗，最后解决的还是人的彻底解放，即物质和精神的协调发展，内容和形式的完美融合。
把文学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实际上蕴涵着实践的开端、发展的一整套过程，这是一个有空间内容、而又表现为线形时间概念的活动。最大的贡献应该是建立在福柯式的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方法论上对权力和知识的考察意义，这种考察能显露出权力对知识的规训，和这种新的规训也是怎样成为进一步受到反抗的靶子和目标的。其中最具有启发意义的是：在规训以成体制化的过程中“‘文学’是不是正在逐渐丧失与‘现实’对话的能力？作为‘知识’来讲授的‘文学’是不是已经成为课堂上的标本，中国人鲜活的‘现代经验’早就流失殆尽？庞大的批评阐述系统，是不是正在铸造一条文学生产流水线，丰富复杂的作品被改造得面貌统一而单调？”⑦如果说罗岗先生对现代“文学”的建构进行了卓有新意的梳理和研究，那么，我们就要在现代“文学”建构之后以及在其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后的时间段里，深入体会红色的年代里文学发生的本身经验，特别是文学所表现的中国思想的独特性。
（作者为江苏建筑学院副教授；本文系院基金项目“触摸历史深处的真实—社会剖析派文学作品价值新探”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902508867014004）
【注释】
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9页。
②桑兵，张凯，於梅舫等编：《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61页。
③［德］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111页。
④《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38页。
⑤《茅盾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47页。
⑥［美］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姜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7页。
⑦罗岗：《危机时刻的文化想像—文学·文学史·文学教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6页。
责编/许国荣（实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