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学的突起
1885年，上海四马路（现福州路）英租界里，几个美国人举办了一场展览，打出的旗号是“新到美国野人头，有头无身，供人观览”。热衷新潮的上海人很快发现，所谓的野人头，不过是一个蜡制的人头露出幕布之外上下晃动，幕布里却有人在操纵，类似于牵线木偶。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所谓的野人头展览，不过是一场为了满足好奇心的骗人噱头。但是，“野人头”却由此变成著名的上海俚语，由商业操作上的买空卖空的欺诈行为上升到日常生活里“假话”、“吹牛”、“招摇撞骗”、“无稽之谈”等等行为的代名词。往浅了说，表达了人们对欺诈的轻蔑；往深了说，更怀疑欺诈背后的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总之，“野人头”变成了一个不那么光彩的名词。
茅盾也曾用这句上海俚语来讽刺20世纪20年代后期横空出世、四面出击的“革命文学”。针对革命文学里英雄振臂一呼、大众觉醒、革命兴起的非常戏剧化的革命“公式”，他批评道：“这样的‘公式’，在前几年就被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革命文学’的法规，一些没有生活实感的革命文豪果然可以靠这‘公式’大卖其野人头，然而另一些真正有生活经验的青年作家在这‘公式’的权威下却不得不抛弃了他们‘所有的’，而虚构着或者摩效着他们那‘所无的’。这就叫我们中国的‘新写实主义’。”⑤
茅盾所诟病的对象有三：一是兴起的“革命文学”的主张，二是受革命文学影响而进入文坛的青年，三是革命文学所采用的艺术形式—新写实主义。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接受“拉普”和“纳普”的文学主张，提倡用唯物辩证法来作为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来表现普通大众，应该说，是“五四”后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当“五四”时期文学成为参与政治社会变革的工具，随着20世纪20年代社会革命成为中国政治社会生活的主旋律，跟随时代发展的文学势必要再参与到时代的潮流中来。国共合作，点燃起知识界，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参与社会革命的热情。左翼思想在俄国的巨大成功，是当时中国青年普遍追逐的时代风尚。鲁迅、茅盾诸人虽然也早就注意到东欧、北欧等受压迫民族的新生文学的输入，但形象化、想象性的文学所起的作用毕竟和实际的革命理论和行动的号召有很大的距离。旨在通过疾风暴雨般的革命行动来实现打倒军阀、驱除外侮的革命文学家们直接把文学作为革命的工具，把一切不同的文学思想和创作作为自己革命首义的对象，于是在对鲁迅、茅盾为代表的作家、理论家一番猛烈攻击的同时，他们自己面临创作实绩的“货色”压力，纷纷创作出笼了一批革命文学的作品。里面有我们熟悉的蒋光慈、阳翰笙等人的作品，也有我们熟悉的“革命加恋爱”的套路，归结到茅盾所诟病的具体描写革命的戏剧化变化的革命“公式”。
这些革命作家，大都没有具体的革命经验，特别没有革命最根本的产生土壤—工人、农民等普通大众的生活经验，就如茅盾所说“没有生活实感”，描写出来的革命行动往往口号大于实际，不得不为了表现革命理论生造情节，为了表现革命的功效生造戏剧化的革命转变。情节上如此，人物塑造上就会由于缺乏生活经验而苍白和空洞，千篇一律，这种创作备加受到经过“五四”洗礼的鲁迅、茅盾，甚至是其他作家的轻蔑。
“左联”的成立暂时结束了革命文学的论争，但除了以往斗争派别的影响留下的阴影之外，毕竟左联提倡的无产阶级文学是作为革命理论实现的工具的文学思想成为有组织、有计划的左翼创作的圭臬，这也毕竟是那些被备加诟病的早期革命文学家们最主要的成绩，也就是说，虽然他们的革命文学的实绩不那么令人信服，甚至还有点可厌，但革命的指导思想并没有错，并且成为诟病他们的人也必须贯彻的原则。于是左联成立后内部之间的纷争此起彼伏，上述原因也是部分之一。
正如鲁迅所言，左翼旗帜的树立，当在革命低潮时。革命所需的重振旗鼓，甚至和具体革命斗争的配合，都需要文化战线的思想统一和新生力量的补充和强大。当沙汀、艾芜等实际已经参与左联工作的青年即将成为文坛新人时，茅盾对当年“野人头”式的革命文学的“公式”的提醒和告戒是必要的。
于是，革命文学的短处—所采用的创作技巧，包括所谓人物的扁平、情节的戏剧化，是被自诩为精英的知识分子视作释放内心的难堪的最明显的出口。我们却可以从如此的诟病中看出革命文学要达到艺术性和思想性高度统一的未来途径—为了获得被诟病的缺乏“生活实感”，为了把贩卖“野人头”的冤名洗清，更为了自己所从事的革命理想的实现，必须真正走向大众、靠近大众，并真正成为大众的一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