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教文明交流出发探讨传统中朝关系
朝鲜时代遗留下来的礼经之繁多让人咂舌，1976年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编录了近3000册的《韩国历代文集丛书》、2011年庆星大学校韩国学研究所先后编录了近300册的《韩国礼学丛书》（前编、后编、补遗），将李氏朝鲜500年的学者文集与礼学成果详细的整理出版，其规模之大足以与《续修四库全书》媲美，仅从这一点，便可以看出中国礼学朝鲜化的深远影响，这里还不包括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Korea）与韩国学中央研究院（The Academy of Korean Studies）所藏的其他礼书。
就研究成果来看，卢仁淑与吾妻重二分别是韩国、日本学界《家礼》研究的集大成者之一，两位学者均将《家礼》的域外实践纳入实证的范畴，认为《家礼》是构建东亚政治认同的重要精神典籍；韩国学者高英津以朝鲜时代三个不同时期国法和家礼关系的探讨为切入点，论述了家礼在积极适应朝鲜王室与地方社会的过程中对政治自我认同做出的贡献。
彭林则更多地考察《家礼》东迁带给朝鲜时代政治与文化的异变，认为《家礼》是朝鲜政治得以延续五百余年的精神依托；林月惠以退溪先生李滉（1501～1570）、栗谷先生李珥（1536～1584）、艮斋先生田愚（1841～1922）等学者为研究个案，从纯粹的学术内在理路比照了朱子学与朝鲜时代的性理学，认为朝鲜对中国儒学的认同与运用呈现出一种“异曲同调”的价值观。如果说“礼”足以强化朝贡体系下的角色关系的话，则东亚“天下”体制的国家间秩序的维持主要又通过礼学中的“伦人”与“服国”观念来维系，故而“天下是一个巨大的秩序连续体的一部分，礼是一种适合家庭、社会及国际社会的秩序”。
结语
以上三种研究进路及其成果，虽然富有见地，但是基本上都只着重证明其中的一个方面。对朝鲜时期礼学的研究者而言，难以突破《家礼》文献研究的束缚，其关注点也基本集中在《家礼》对李氏朝鲜的影响，很难从东亚传统国家间关系这一更大的背景下考虑。而对于研究东亚政治文明交流的研究者来说，虽然有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情怀，但往往忽视礼学思想的实证研究，对一手的礼学资料提炼尚欠火候，也不能很好地把握礼教文明对政治秩序构建的具体路径。
更重要的是，已有的研究并未缕析东亚文化交流中政治与文化的深层次关系，从研究的成果来看，或为隶属关系、或为并列关系，将两者关系简单地物理化或置于一种线性的历史观中而无法自拔，没有从动态、交互与实证的过程加以考察。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政治学所；本文系2013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李氏朝鲜中华认同观的礼学建构研究”和2011年度西南政法大学校级青年项目的部分成果）
【注释】
①Ssu-yu Teng and John K. Fairbank,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HUP, 1954.;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HUP, 1954.
②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③John K. Fairbank and Ssu-yu Teng, "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1941,Cambridge). John K.Fairbank, The Chinese World Order(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④［日］西嶋定生，『東アジア世界と冊封体制』（東京：岩波書店，2002）。
⑤［日］濱下武志，『近代中国の國際的契机：朝貢貿易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0）。
⑥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⑦［韩］郑容和：“从周边视角来看朝贡关系—李氏朝鲜对朝贡体系的认识和利用”，《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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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李扬帆：“涌动的东亚：明清易代时期东亚政治行为体的身份认同”，《国际政治研究》，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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