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域外史料重新认识中国
1960年与2008年，韩国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所先后编录《燕行录选集》2册与《燕行录选集·补遗》3册，1976年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又编录了《国译燕行录选集》10册，2001年与2008年，韩国东国大学校大学名誉教授林基中又先后编录《燕行录全集》前100册约380篇及《燕行录全集·续集》50册约107篇，此外，林基中与日本京都大学夫马进教授又合编了《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3册。在韩国学界积极编录中朝关系史料的背景下，早在20世纪60年代，台湾学者张存武就提醒学界注意《燕行录》在中朝关系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尤其是燕行使者在文集中表露的对华态度，几乎在同一时期，韩国学者金圣七也不遗余力地向学界推销《燕行录》的重要性。就目前而言，凭借以《燕行录》为代表的域外史料，明清中朝关系的研究大致呈现出如下的方向：
明末清初朝鲜对华政策、清国与朝鲜的朝贡政策及朝贡贸易、清国与朝鲜知识人的交游与文化交流、朝鲜使节的华夷观念。⑩日本学者夫马进以洪大容1764年燕行及通信为考察对象，论述朝鲜知识人的中华观，他更进一步指出早在16世纪中期后，朝鲜使节的中国认同观就已经开始减弱，除此以外，夫马也十分注重《同文汇考》、《李朝实录》及明、清《实录》来了解明、清、朝鲜三者“礼”与“问罪”的若干关系。
关于清朝入关前的中朝关系，韩国学界《燕行录》研究的代表人物崔韶子以两次清国对朝战争：丁卯胡乱（1627年）、丙子胡乱（1636年）为背景，考察了朝鲜外交上的对华态度。崔韶子及韩国学者姜在彦、尹景喜、宋美玲等人又重点考察“北学”思想在朝鲜的形成过程以及17～18世纪对清国交流的基本态度演变，从燕行使者对清朝政治结构的诸多分析表明，朝鲜并不能完全缕析自身与清国之间的关系。
黄俊杰认为，东亚政治文明体系的构建中，有“政治认同”与“政治自我”的区分，也有“文化认同”与“文化自我”的区分，即藩国对宗主国的认同与藩国自身的认同是研究者同样需要注意的问题，又或者称之为异地传入的“去脉络化”与融入本国的“再脉络化”现象，对其动态关系把握才是研究得以深入的法门。
陈尚胜对明清之际李氏朝鲜对华关系有颇为深入的研究，描述了朝鲜从对明代的“朝天”到对清代的“燕行”的基本进程，从政治认同上分析了朝鲜对华关系的递变原因。葛兆光基于《燕行录》与《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等一手材料，考察了李氏朝鲜对中国政治、文化以及学术上的批判，提出了17世纪后已经不存在所谓的东亚共同体以及中国认同论这一基本方向。王振忠的研究表明，从18世纪日本、朝鲜对盛清时代的中国的重新理解与定义，在东亚邻国对清国文化认识的微妙变化中，既体现了对他者的反思与批判，也表达了自身焦虑与反弹。
但实际上，韩国学者刘奉学提出“北学中原”的萌芽应该在17世纪就已经形成；杨雨蕾继而则认为朝鲜北学中原，是燕行使节为了解决“华夷观”与朝鲜国内现实之间的冲突，在这种过程中，北学派逐渐打破了“华夷之辨”的思维，不过从根本上来讲，还是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一种本质回归。
裴英姬在总结自1933年以来的《燕行录》（中朝关系）研究时强调，中、日、韩三国学者对《燕行录》的研究重复者居多，整体、系统性的研究并不多见，且并没有形成连续性的对话，多数学者只关注18世纪盛清时期的中朝关系，而忽略了明朝中晚期与明清易代时朝鲜表达出来的强烈民族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