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两个务必”的主要考虑
为了弄清楚毛泽东同志的主要考虑，我们需要回到原始的文本中去。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毛泽东同志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两个务必”就来自于该文。该文共分10个部分，毛泽东同志在提出“两个务必”之前，充分阐明了我党面临的崭新历史格局，这个格局就是文章的前9个部分，笔者将其概括为“一个根本变化，七个重大变化”。“一个根本变化”是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已经胜利结束，国民党军队主力已被消灭，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全国性的胜利。“七个重大变化”是指在这个根本变化之下，产生的七个方面的影响，分别为：人民解放军不仅是战斗队，也是工作队，且后者的作用大大增加了；从现在开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必须以极大的努力学会管理和建设城市，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做斗争；在城市建设中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各项工作都要围绕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并为这个中心服务，首要问题就是要使工人的生活有所改善；南方和北方的情况不同，党的工作任务在南方和北方必须有所区别；我们已经采取了新的经济政策，并在工作中实施，取得了显著效果，之所以要采取这样的政策，缘于中国经济7个方面的基本情况；我国将采取新的外交政策，对帝国主义的遗留问题，要分清先后缓急，给以正当的解决；要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必须反对右的迁就主义和“左”的关门主义或敷衍主义的错误倾向。③
正是因为发生了以上变化，为了尽快适应新的形势，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防止党内可能产生“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四种不良情绪以及糖衣炮弹的进攻，毛泽东同志郑重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论断。可以这样理解，“两个务必”对于任何政党、团体和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必须坚持的，都是必须遵循的，但是毛泽东同志在这里重点强调的是在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之时更要牢牢把握。也就是说，毛泽东同志提出“两个务必”，主要是基于我党面临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要求全党必须要牢牢把握的重要指导思想。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是经过了深入思考的。”
“两个务必”的主要要求
要全面理解“两个务必”的内涵，应从以下方面来进行：
“两个务必”的前提。在提出“两个务必”论断之前，毛泽东同志用了这样一句话：“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笔者认为“这一点”可以理解为“两个务必”的前提。那么这一点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根据行文结构，这一点应指前面一句话，即“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④。毋庸置疑，革命以后的路程，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执掌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程。毛泽东同志用了“三个更”强调今后的路程：“更长”指的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路程是万里长征，这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对于社会主义胜利的坚定信心；“更伟大”指的是中国共产党是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国情基础上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更艰苦”指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将充满艰辛、曲折，过程十分艰苦，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对今后工作的忧患意识。正是因为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所以毛泽东同志引伸出了“两个务必”的警戒。
“两个务必”的用语分析。第一个“务必”是由4个词语组成的，依次为谦虚、谨慎、不骄、不燥。谦虚是一种态度，作为第一点提出来，显示其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以后的路程更长，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也估计我们终究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因此，全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做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而要学会这些新东西，增长这些新本领，就必须谦虚，谦虚地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谨慎”是一种工作方式和节奏，由于中国共产党要进行的是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因此在工作中，必须遵循谨慎的原则，站在长远的角度，对每一项政策、每一个行动都要深思熟虑，不可失之鲁莽、草率，这一点在毛泽东同志前面9个部分的论述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不骄、不燥”是对谦虚、谨慎的再次肯定。作者这里之所以不吝笔墨，从反面再次强调谦虚、谨慎的原则，就是为了充分说明在面对新的形势下，全党保持谦虚、谨慎的极端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