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学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政治学在我国的特殊性决定了政治学研究要处理好西方与中国，也即“外来”和“本土”之间的关系。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最早出现在西方，1880年伯吉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政治学研究院，形成了政治学科体系，标志着现代政治学的兴起。在我国，政治学本来起步并不晚，如果从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设置政治堂算起，至今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是我国政治学的发展却是畸形和坎坷的。旧中国，对政治理论问题的研究始终比较落后，长期不能突破封建老旧学说的圈子和对西方政治学的简单追随。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政治学有了短暂的发展，但在50年代初，受苏联影响，政治学被迫取消，直到1980年才恢复重建，在这期间，政治被简化为阶级斗争，领袖的政治判断被认为是绝对正确的，我国只有“政治”而没有“政治科学”。③这样来看，我国真正意义的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只有30多年的历史。同时还要注意到，我国也没有将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体系化、学术化的传统。虽然我国历史上的政治思想家和思想流派对政治问题的思考及其主要的思想观点，对传统社会政治制度的构建和政治统治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却没有像西方政治学家那样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政治学理论和学说体系。可以说，我们有的只是政治思想、政治文化，而不是政治学理论。在这种背景下，学习、借鉴甚至模仿西方政治学的理论、方法、体系都是不可避免和非常必要的，特别是在政治学刚刚起步时，政治学研究面临着无队伍、无资料、无成果，一切皆需从头做起的局面④，向西方学习是更好地发展我国政治学的一个起跳板。
然而，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应注意到，过分强调或者迷信西方的政治理论和方法，可能导致两个问题，反过来阻碍我国政治学的发展，第一，只是盲目、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概念、理论或模型，使政治学研究与我国现实相脱节。第二，使政治学研究者无法自觉、有效地创造和发展自己的理论和学说体系，弱化中国政治学在国际上的地位。因此，在过了政治学的“补课期”，特别是在当前这样一个机会与危机并存、传统与现代碰撞、多元文化相交融的时代，更有必要重新审视如何对待西方政治学的问题。西方政治学毕竟是在西方政治发展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有其自身特殊的逻辑和过程，其理论、观念和方法，也离不开其所处的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和基本的价值取向，因而也并非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意义。西方政治学对于西方社会规律性的认识和理解未必符合中国的现实，同样的条件可能在中国会出现完全相反的结果。
从20世纪90年代起，从学者的研究重点可以看出，我国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意识”已经开始觉醒，已经开始了从“取经”向“本土化”⑤的转型。学者从一开始的介绍西方政治制度与西方政治学的发展，进而用西方的概念、理论、模型和方法对中国政治现象进行研究，到进一步思考和分析，开始形成中国本土问题意识，致力于梳理中国政治的关键问题。在今后的政治学发展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进一步实现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要更加注重对现实问题的考察，在借鉴西方概念、模式、理论、方法的基础上构建和发展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
理论与实践
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变化过程之中，各个层次的政治实践丰富多彩，为中国政治学的研究提供了极佳的素材。应该总结中国政治实践的特色并提炼出理论，还是用原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政治实践，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中国的政治理论落后于政治实践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何很好地总结中国政治实践的特色和规律，把它上升到反映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的高度是中国政治学面临的一个根本任务。
在今后的发展中，政治学研究既要重视基础理论，又要密切结合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实践。政治学理论建设，尤其是政治学基础理论的建设是政治学发展的基础和原动力。⑥加强基础理论建设，关键要以科学、客观、创新为原则，构建逻辑严密、说理清晰的理论体系，形成中国政治学独特的、体现时代特征和现实需要的政治理论。首先，要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完善我国现有的基础理论，在我国当前就是要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理论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继续关注政治学一般理论问题。其次，要在理论层面对当前我国社会政治领域的重大问题和现实热点进行系统研究，并且在研究过程中，不断深化和提炼政治学基本理论的概念和观点，提出新术语、新体系和新方法，善于和勇于把研究结论和观点上升为一般理论。再次，要重视对我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的批判性研究，去糟取精，充分利用优秀的传统政治资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挖掘其新的价值，促进其现代转型，将其作为中国特色政治学理论的重要思想源。最后，要密切关注国外尤其是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动态和趋势，对其出现的新分支学科和交叉学科、新的理论思潮、新的研究视角等进行重点分析和研究，批判地借鉴其新的理论和方法论成果，以扩展我国政治学研究的理论视野，并将其作为构建我国政治学基本理论的素材。
与此同时，政治学理论建设必须与实践相结合。一方面，社会政治实践是政治学理论和思想的重要来源，政治学的发展必须立足于社会现实和政治实践，否则政治学研究就会变成空洞的说教。另一方面，政治学作为一门经世致用之学，其实际应用价值与理论和学术价值是同等重要的，因此，政治学研究必须为政治实践服务，应该积极为我国现实政治中的重大问题出谋划策，为国家的改革和发展服务，为政府决策和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智力支持。
问题与方法
从政治学的传承来说，政治学方法的传承是政治学传承的重要途径。政治现实纷繁复杂、千变万化，尤其是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旧的政治理论很难解释不断变化的政治现实，政治学经典理论的传承逐步让位于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传承。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教授与传承为政治学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⑦在我国政治学发展早期，政治学研究多采用定性和规范研究的研究方法，或者对现实政治制度进行描述，解释实际政治如何运作；或者对法律规则或者某一特定政治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变迁进行归纳，得出带有规律性的结论。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现实越来越复杂，这些传统的、静态的方法无法对复杂的政治现实进行有效分析，也无法适应政治行为的动态变化，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开始引入西方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在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学主要是对政治现象的一种归纳分析，以得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观点，是对政治现象进行的“非科学”的研究。而到了2010年，情况完全不同了，调查研究、大数据研究、统计分析、博弈论以及形式化建模成为该学科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⑧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政治学者们越来越热衷于这些定量、实证和动态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