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这句话深刻揭示出现代社会中的人已摆脱自然的羁绊，社会性成为人的根本属性。这期间，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便成为现代文明需要面对的中心议题，而社会认同这一研究领域的出现，首先从概念上解决了这一问题。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尽管现代社会中的文明人不再被迫进行立场的宣示，但在日常的行为和话语中却会不经意进行着认同的表达，不断进行着“我群体”与“他群体”的界线划分，找寻着个人的群体归属感，持续进行着社会认同的再生产。历史地看，社会认同研究溯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时值欧洲各语言族群之间纷争不断，民族国家林立，社会动荡不安。以泰费尔为代表的社会心理学家，通过一系列经验研究，首创社会认同理论，用以分析社会层面上广泛存在的不同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为区别于心理学的还原主义倾向，泰费尔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人们对他所属社会群体的知识，同时对他的群体成员身份赋予某些情感和价值上的重要性。也就是说，社会认同理论是以个人通过群体定位来确定自己的现实存在感的。“群体成员”不仅是一个社会现实，也是一个心理现实。就此而言，社会认同是自我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人作为“文化的符号物”，也无疑带有文化的烙印，可以说，个人与群体、社会的关系始终处于不断的解构与建构过程中，二者在互相角力的过程中也重塑着个人与社会的角色定位。而继泰费尔之后，欧洲陆续发展出以“自我类化”为代表的第二代理论和由若干小型理论（如“最优特质理论”“群体动机理论”等）为主体的第三代理论。
社会认同研究的两大取向
目前，我国继续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改革已从“摸着石头过河”的“浅水区”转向“深水区”，中国社会正在急剧转型，“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便是明证；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的社会心态更为纷繁复杂，社会认同危机已初见端倪并有扩大蔓延之势，增进社会认同面临严峻挑战。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凝聚社会共识将对日益展开的全面深化改革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关注社会认同的研究，可谓恰逢其时，不仅有着理论革新的渴求，也有现实问题的需要。总体而言，我国目前对社会认同问题的研究，主要有理论层面和经验层面两大取向。
就理论研究而言，首先是对西方社会认同理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翻译和引介，这为分析中国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范式。其次，中国学者在理论自觉的基础上，针对中国转型期出现的社会认同问题提出了本土化的理论模型，尤其在社会认同概念上，更是给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阐释。其中，主要有三种代表性观点：一是“社会互动论”，从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入手，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人和群体对其身份和社会角色的自我认定和他者许可”；二是“群体资格论”，以群体的身份资格为标准，视社会认同为“行动者对群体资格积极的认知评价、情感体验和行动承诺”；三是“基础领域论”，认为社会认同是“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而“福利渗透、意义系统和社会组织”则构成了社会认同的三大基础性领域。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所谓社会认同，就是指对自我特性的一致性认可、对周围社会的信任和归属、对有关权威和权力的遵从等等”。尽管各家理解不一，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我们可以判定，社会认同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性的观念，它关系到现代社会深度分工条件下如何有效地增强社会团结。
关于社会认同的经验研究，中国目前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两大专业领域。整体而论，社会认同的经验研究要么聚焦于某一特定领域（族群认同研究、文化认同研究、组织认同研究、主观阶层认知研究、消费认同研究等），以“概念”为中心形成了对认同问题某一方面的研究态势；要么关注某一特定社会群体（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企业职工、下岗职工、宗教群体等），以“问题”中心揭示中国某一阶层的认同危机。当然，从宏观层面来看，两者都是针对中国社会转型期涌现出的社会问题而来，从中也折射出中国学者对社会认同进行本土化构建的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