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终选”环节流于形式
中国青年报记者发现，单从投票环节来看，“新科院士”的诞生门槛变高了。
近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修订后的章程，同时规定，学部投票环节之后，增设“终选”环节——由有投票权的全体院士再投票，得票超过二分之一方可当选。
这个做法与美国国家科学院有相似之处。该院的做法是，先由同行评审委员会理出候选人最后名单，再由院士大会对名单实名投票。
而在中国科学院修订后的学部投票环节中，投票者数量，还由本学部有投票权院士数量的二分之一，增长到三分之二。
柳百新认为，增设“终选”环节体现了全体院士对增选院士的决策权。张楚汉也表示，这让所有院士都有了最后把关的权利，比较符合国际惯例，“是好事。”
不过也有人担心，由于学科领域不同，终选是否会流于形式？如何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张楚汉告诉记者，虽然“隔行如隔山”，但是，候选人有什么贡献、发表过哪些重要论文、国际上影响怎么样、学部讨论的情况怎么样，这些都要在材料中客观介绍，供院士评价时参考。
“可以做，可以摸索。”张楚汉对此的前景持乐观态度。
在潘际銮看来，终选的另一个好处是，如果有人出现投诉问题，还可以调查，“调查是必须要调查的，不需要什么成本，中科院应该负责这一块。”
记者注意到，在中科院新修订的章程中，关于增选名额的总数也发生了变化。原先的规定是每次增选总名额不超过60名，但如今，这个限制被取消。
对于增选名额的表述，是“增选名额及其分配在保持基本稳定”。
事实上，中国科学院高层也考虑到了年龄层次的问题。院士大会次日，中科院院长白春礼就院士制度改革接受了新华网记者采访，他透露，近几次增选，新当选院士平均年龄55岁左右，60岁以下占80％以上。“总体上看，我院院士队伍的年龄结构正逐步趋于合理。”
需要补漏的学术调查机制
此番两院新修订的章程中，一个共同之处就在于完善了院士退出制度。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因学术不端而引发的“劝退”。
此外的几种退出形式，包括新增加的“院士有权退出”的原则及原有的“加入外国籍即退出”等。
不过，受访的多位中科院院士均告诉记者，目前暂时不知道劝退工作由谁来组织，“这还需要进一步细化。”
事实上，包括劝退在内的退出机制背后，隐藏着一个关于学术调查机制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张曙光参选院士过程中一度浮出水面。中国青年报记者2013年曾调查发现，当张曙光被举报学术造假的问题后，中国科学院到铁道部调查，铁道部的答复是学术著作确系张曙光所写。
这个答案后来被带回了院士大会。但有院士质疑，如果真是张曙光的著作，可否请他拿出草稿。最终，草稿没有拿出来，不少院士认为，他这个肯定是虚假的。
更吊诡的是，张曙光的这一学术造假行为，其实在他落马的前三年就有多股独立的力量在举报了，但他仍只差一点就险些当选为院士。
其实，“谁推荐、谁调查”的机制早已备受诟病。从常识判断，中科院请推荐单位给出答复意见，但推荐单位显然不太可能不支持自己的候选人。这样的尴尬有时也出现在对现有院士的调查中。
一位院士告诉记者，就目前的调查启动机制来说，一定要有投诉，没有投诉就不能开展调查。而目前部分院士的最大问题，就是学术的弄虚作假问题。
张楚汉认为，假如院士的道德作风、品质存在问题，肯定要劝退，这是严格的，得罪人也不要怕，“调查清楚落实了以后，个别有问题的、不符合院士荣誉的人，有人去劝他，他也不好意思呆在这了，这肯定是可以做到的。”
“至于展开调查的规定，没有，至少我不知道。碰到什么问题当然要解决，要组织力量去调查。”他说。
柳百新也坚信劝退制度能够执行，“有的人犯了法，这些事实是比较容易取证的。假如有人举报学术不端，那么就要成立一个公平合适的小组，靠调查来作出决定。”
记者发现，此番两院院士大会对章程的修订，集中在增选、退出机制领域。对于同样引起社会讨论的“官员是否可以参选院士”、“院士是否有退休制度”等问题，着墨不多。
潘际銮认为，真正搞学术的官员可以当选院士，但是现在很多官员不搞学术，只是领导了一些工程，这样的人当院士，他本人是反对的，“院士是院士，官员是官员，做学术是学术，政治工作是政治工作。”
不过，多名受访院士告诉记者，此次大会对院士退休之事也有了比较明确的表态：由人事部门定，科学院、工程院并不负责。
本报北京6月1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