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院士制度改革的背景，近日在京举行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受到了公众更多的期待。
大会分别通过了两院修订后的章程。媒体注意到，章程的修订主要集中在对院士增选、退出机制的完善上。《中国科学院章程》还被认为是1992年章程设立以来修订力度最大的一次。
此前，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
2013年9月，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在庭审时表示，曾花2300万元参选院士。这引发了社会对院士制度改革的新一轮讨论。（详见本报2013年9月18日至11月18日“推进院士制度改革系列报道”）
院士制度，如何大修？直到今天，这仍然是备受关注的话题。
“我觉得这次章程修改是往前进了。”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潘际銮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此次改革试图避开行政影响，解决院士的不端行为，这是进步的。至于未来怎么做，一定要具体化。
推荐人要不要承担责任
地方与行政部门，没法再推荐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候选人了。
6月11日通过的新《中国工程院章程》规定，院士候选人的提名渠道，一是保留院士的直接提名，二是由中国工程院委托有关学术团体推荐，并经遴选提名。
同一天，新修订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也关闭了“部门推荐”的渠道，候选人仅能由院士和有关学术团体推荐。例外的是，学部主席团可根据学科发展需要，设立候选人特别推荐小组。
在修订前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章程中，按组织系统推荐的候选人，必须经过其主管部门、中国科协或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初选，这常被认为带有行政色彩。
两个例证是，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原副厅长陈明宪，这些因涉嫌贪腐而落马的官员院士候选人，均曾系其工作所在的行政部门或地方推荐。
“这次的改变是很重要的，它减少了行政干预的可能性。”中国科学院院士柳百新认为，原先的行政部门在推荐时有可能偏离学术本身，“这次改革，就是要回归学术的荣誉、回归科学技术本身。”
这在潘际銮看来也是好事，因为各行政部门此前可能会把评院士当政绩，“使劲包装”。
潘际銮赞同改革的方向，不过，他认为，究竟是哪一类、哪一级的学术团体，其细节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学术团体也有很乱的地方。科协下面有很多学会，有的学会有水平，有的学会没水平，有的学会也可能被行政力量所掌握。”
他打了一个比方：原先有人对铁道部推荐的某些官员候选人有意见，但铁道方面有一个铁道类的学会。那么，这类学会会不会受到行政的影响呢？
多位受访院士告诉记者，如果不注意这个问题，可能会导致行政部门依旧在变相推荐院士候选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楚汉告诉记者，未来可以考虑对全国的各个学会进行考察，理出哪些学会学风比较好、水平比较高、有资格推荐院士候选人。
让他感到有点遗憾的是，此番章程修订后，高校没有资格推荐院士，“按以往的经验，教育部门推荐的候选人是有比较高的保证的。但既然不让其他部门推荐，这个部门也不好特殊化。”
柳百新认为，为了更加全面起见，主席团可以邀请某些部门推荐人。
“从长远来看，就是应该走‘院士推荐’这条路。国际上一直这样，没有什么部委推荐。”张楚汉说。
如果推荐对象日后被发现存在学术问题，推荐人要不要承担责任？在张曙光被发现学术造假之后，其推荐人就一度受到舆论的质疑。这个问题在新章程中没有明确。
潘际銮告诉记者，新章程只提及院士推荐，但是，一位院士可以推荐几个人、一位候选人需要几位院士推荐，这些细节暂时还没有规定清晰，“院士当然会根据学术贡献和学术水平推荐他认为合格的人，不会推荐不合格的人。”
但是，院士推荐有时会与人情关系相伴，如果规定推荐人要达到一定数量，候选人就比较难“活动”了，“比如要5个推荐人。一个候选人哪能找到5个有关系的人呢？”
“我相信院士不至于受贿。”他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