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造“家园”
鲁枢元“文学的跨界研究”三部书出版后引起学界一定的关注。他的文艺心理学研究（如《文艺心理阐释》，1989）、文学语言学研究（如《超越语言》，1990）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二者皆成熟于20世纪末，彼此的关联极为密切；而生态文艺学研究（如《生态批评的空间》，2006）则与前两者无论是在时间还是在内涵上，都存在明显的“断裂”。颇有意味的是，这一“断裂”，几乎与他离开中州故土的时间点相吻合。因此，鲁枢元的文艺学跨界研究，可以分为以人文精神诉求尤其是作家心灵世界为主题的前铺阶段和以自然为根基、以人类纪生态困境为对象的后设阶段，两个阶段意味着肯定与否定的价值判断选择。这种价值企望的转向，恰好与中国当代社会从前现代向后现代转换的“拐点”相吻合。在逻辑上，关注地球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正是他在对于以作家为主体的人类现实精神世界的探究空手而归、身心俱疲的另一种选择。从前铺阶段到后设阶段，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种精神向度漂移的复杂性审视。
选择之后再选择，这份坚持与学问知识无关，而是源于研究者的心怀与性情。记得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他就曾在一本书的题词中写道：从无可选择的现象世界中寻求自由的选择，从难以实现的人生追求中寻求完美的实现，那就是心灵在文学艺术探求中的轨迹。鲁枢元在他的生态文艺学研究中明确指出：人类在“酿造”了地球生物圈的种种危机的同时，也给地球的“精神圈”遗留下种种偏执、扭曲、裂隙、空洞。重整破碎的自然与重建衰败的人文精神是一致的。修补地球 “精神圈”，应是文学艺术在人类纪的神圣使命。
鲁枢元认定在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之上存在着“精神生态”，为此他投注十年精力编辑印行一种内部刊物《精神生态通讯》，让“精神生态”渐渐成为一个社会流行语汇。鲁枢元对于精神生态的渴望是有所谋求的，他力图借助东方、西方共同潜存的生存大智慧，重建人类精神的“家园”。这也是他不久前出版的《陶渊明的幽灵》一书中的期盼。
何处不“家园”
貌似令人悲观的精神向度的“陷落”，却在学术研究活动本身的过程中催生出跨学科研究的强劲动力。
我们有这样一种直观的感受：从心理学到语言学的跨界，跨得并不远，何况心理学、语言学与文学之间的“鸿沟”，并不是不可想象的天壤之别；而以往的文学艺术理论与生态学的关联，无疑极其罕缺，从心理学、语言学到生态学的跨度之大，足以让常人望而止步。不知出于何种因缘，鲁枢元竟在20年前迈出了这一步。他自己说过：“以往的文艺学几乎没有提到过‘生态’，而以往的生态学也极少讲到人的‘精神’，而我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把‘生态’作为一个审美范畴移植到文艺学中；将‘精神’作为一个内源性的变量输入生态学里。”这样做的结果，正如北京大学教授董学文在其《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一书中指出的，鲁枢元因此成为文艺学生态流派的一位代表人物。
鲁枢元以他对于精神家园的执着坚守，使跨越性的主体得以生气灌注，并由此奠定了跨学科研究作为一种真正具有学术生命力之研究形态的逻辑基础。事实上，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排行榜”上，鲁枢元之所以有着的重要意义，正在于他所面临的困境和紧张。这远不啻他个人的困境和紧张，而是这个时代的困境和紧张，他以自己生命中迸发出的激情和意志面对一个时代的遭际，凭着自己的良知为时代呐喊，以读、写为自己的生存方式，在书中安顿自己的灵魂。正因为如此，何处不是他的“家园”？
“精神生态”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划时代的，因为它在学科意义上真正突破了人文精神与自然科学的壁垒，在现实意义上开启了人类与自然的心灵共语。精神生态的提出与精神家园的建造，实乃行走在同一条“林中路”上。鲁枢元是一个研究者、跋涉者，同时也是一个守望者。最近，他再度袒露自己的心迹：“从我个人方面讲，关于生态文艺学的研究已无太大的空间，毕竟个人的学养、能力是有限的，更由于自己的学问根器原本就不足。但对于生态文艺学本身的发展讲，当下时光正好，来日岁月方长，随着生态运动的深入人心，随着文学艺术界有影响人士对于生态观念的日益认同，我相信生态文艺学终会对人类的生态解困作出积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