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发展基本脉络的梳理，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发展面临的四种挑战，即僵化思维模式的挑战、理论自信的挑战、现实需要的挑战和达成共识的挑战。因此，要正确评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伟大贡献，克服妄自尊大和崇洋媚外的心态，坚持开放、包容的科学精神。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中国化 挑战 态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发展的基本脉络
自五四运动开始，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李大钊等一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引入中国，并开始运用其基本原理分析社会的内在矛盾，探索未来中国之发展道路，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革命运动，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实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影响，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深刻分析了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在区分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适应了新中国的建国方针和经济建设客观需要，无论是对解放区经济发展，还是对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恢复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政策思路的制定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实践的产物。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毛泽东等领导人系统分析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中的多种经济结构、劳资矛盾、公私矛盾及由此引起的其他矛盾，提出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原则、方法。在这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我国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变。若没有经济学理论指导，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和深刻的社会变革是不可能的。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分析了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的各种矛盾，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两种基本矛盾①，提出了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②等一系列经济理论原则。与此同时，其他领导人围绕商品流通和劳动制度（刘少奇）、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周恩来）、物价财政和信贷平衡（陈云）、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邓小平）、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朱德）、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邓子恢）等问题，提出了很多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这一时期，马寅初、许涤新、薛暮桥、孙冶方、于光远等经济学家，在正确对待人口、发展生产力、重视利润和经济效果、适当处理经济发展速度和比例平衡关系、商品生产及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成果。
文革结束后，我国开始了在意识形态和经济学领域的拨乱反正。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科技革命的双重冲击下，经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实践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思考和反思，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为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如在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中，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观念，明确提出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概念；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中所有权同经营权可以分开；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和发展等。这些有实践和导向意义的经济学理论，有效促进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向纵深方向发展，也促进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多方位转型。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发展面临的挑战
客观说，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是在一种自我封闭的状态下发展的。改革开放后，西方许多有影响的现代经济学理论逐步介绍到中国，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视野，由此也带来一些新的挑战。
一是僵化的思维模式的挑战。在计划经济和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经济理论，是为发展计划经济、构建计划经济体制提供理论依据的。在计划经济式的社会主义目标下，社会直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商（产）品有计划按比例进行生产，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的市场经济。这些在计划经济时期不能突破的理论，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泥潭。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走入市场经济的发展轨道，如何从实际出发分析和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面临的发展课题。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需要破除僵化的思维模式。
二是理论自信的挑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奉行的经济模式陷入严重僵化的困局，改革开放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从我国的情况看，居垄断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出现了暂时的脱节，如其经典理论解释不了许多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而引进来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又为改革开放的实践、特别是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体制机制建设，提供了系列卓有成效的分析工具。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的“衰落”③，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由困惑、迷茫到怀疑。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济学界关于“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讨论持续至今。最近似乎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有关经济发展的科学观点和数量分析方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张培刚、何炼成、张宇等）。然而，构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需要有理论自信。
三是现实需要的挑战。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途径和发展趋势，是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的理论依据，是“革命的经济学”④。但现实的社会（“文革”及前后几年除外）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即使在我国完成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还是同时存在国家、集体、公私合营及部分个体私营等经济形式。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思路。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需要对这一与以往马克思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灭亡规律”等有违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科学解释。此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某些有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因素的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某些传统资本主义的经济特征，使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都在发生变化，似乎有一种向非社会主义也非资本主义的更先进的社会制度“趋同”演变趋势。⑤如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能科学揭示并合理回答这些问题，真有可能陷入被边缘化的境地。
四是达成共识的挑战。我国经济学界在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态度上，由最初的排斥拒绝到逐渐接受、推崇，直至要求“全盘西化”。许多经济学家将这一态度的转变称之为“西学东渐”现象，这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实践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发展落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实践，导致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一些疑惑而引发思想上的波动。特别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及苏联解体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了信任危机。重构信心和走出困境，需要开思想自由和交流之风，更需要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创新、学科体系构建等诸多方面达成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