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社会的风险问题越来越成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风险社会理论代表人物乌尔里希·贝克主张自反性现代化，现代性发展带来巨大的社会风险，引发激烈的冲突，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他吁求理性复苏和提高公众应对风险能力。贝克风险社会理论为我国辨清当前社会发展中冲突问题的实质提供了认识范式和理论资源。
【关键词】贝克 风险社会 冲突 启示
“风险社会”可谓是对当代社会特征的典型概括，各种社会冲突和矛盾的出现加剧了业已存在的社会风险。对于中国而言，我国正处于“压缩的现代化”（compressed modernization）①时期，文明的副作用急剧突显，社会的矛盾冲突复杂，既有迫切摆脱贫困窘境引发的冲突，又有工业发展带来的风险引发的冲突。为此，借鉴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对于问诊当代中国的社会冲突并采取有针对性的化解机制，提供了认识范式和理论资源。
博弈与政治：风险社会下的冲突及影响
乌尔里希·贝克见证了西方经济高速发展，但却带来现代性的断裂，使人们生活于“文明的火山”上，即“风险社会”之中。人们为了摆脱物质匮乏的困扰，高举科学技术之匙开启隐藏的社会财富源泉之门。但科技越发展，带来“有害副作用”就越大，大到产生了超乎人类想象力的破坏力量。因此，如何才能够避免、减弱、疏导“文明的副作用”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也意味着，在发达的现代性中，不仅仅要关心财富的生产、分配问题，更要关注技术—经济本身发展产生的问题。贝克认为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阶级问题占据主导，第二阶段生态问题占据主导，也即从第一现代性进入第二现代性。“工业或者工业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它是阶级的或社会问题至上的；在第二个阶段则是生态问题至上。……生态问题、劳动市场危机和经济危机正在相互重叠而且很可能相互侵蚀。”②
与此相应的是风险社会下的社会冲突也更加复杂和多元。有因生产力发展不充分而产生的社会贫困和分配不足产生的冲突，又有因科技发展生产带来风险所引发的冲突，即“财富—分配”社会的社会问题冲突和“风险—分配”社会的问题冲突交织在一起，多种冲突相互重叠。发达的现代性所产生的风险已经成为彻底的社会问题，风险所产生的社会冲突在政治上产生深远的影响，形成新的政治文化。
爆发新的社会运动。人们越来越警惕现代工业生产带来的巨大的副作用，工业生产中无形的、但又客观存在的副作用时时会成为一触即发的全球生态问题的导火索。于是，公众开始监督原本属于工业管理自主性领域的问题，如生产计划的细节、生产过程、能源的类型和废物的清理等。这些问题渐渐酝酿发酵成为政治问题，挑战政治民主。风险的威胁激发公众养成风险意识，集合起来发起激烈的抵制运动，从而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影响风险生产的相关企业决策，甚至成为政府决策时的烫手山芋。因关涉到的特殊议题和特殊情境不同，人们所组成的政治和社会联盟具有临时性。
形成新的政治动力。贝克认为，风险冲突已经形成新的政治动力，引起了权力博弈。如1998年，绿党（Greens）进入德国的施罗德政府时，就开始改变某些与风险定义相关的权力关系，召集过去被排斥的持相反意见的专家进入政府安全委员会，或提高可接受保险的水平，或强化至今未被重视的法律标准等。在风险社会中，公众抵制运动逐渐地改变了权力博弈的结构。也即，现代化的风险一旦被曝光，被公众认可，就会产生一种难以置信的政治动力。“实质的‘技术—经济’内容—比如污染的排放、核能的‘必要性’或者民用与军用产品的区别—被重塑为在政治上可延展的变量。”③昨天还被许可的事情，今天却变得寸步难行，比如化工厂的排放，军事技术的扩散等，冲突猝不及防地出现，具有了政治意义。但贝克认为风险社会下的社会冲突实质上是挑战了社会根本的民主政治体制，使民主政治体制陷入两难困境中：或者对风险社会产生的危险置之不理，但可能带来社会的毁灭；或者对风险社会所引起的社会冲突让步，但却会改变根本的民主原则。
塑造新的政治文化。在反思性现代化的过程中，为了反抗文明的副作用而自发组织起来的群众抵制运动获得了社会和法律的承认。公众为维护个人的基本生态安全权利积极热情地参与政治，组织起自发团体或发起“新社会运动”，进而形成了新的政治文化。在这种新的政治文化中，科学、媒体和司法等因素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伴随着反思性现代化，公众的风险意识和风险的冲突将把抗议的矛头对准科学，科学是风险的制造者。但科学又是风险的裁量者，要由科学来界定风险的定义、处置等。又由于公众缺少关于风险的专业知识，他们的认知极易受大众媒介的影响。如对垃圾中有毒物质的报道，一旦被置于头条，就会马上引起社会轰动，从而改变政治议程。但贝克提醒人们须警惕的是，这些媒体本身并不纯粹和客观，它们实际上还与经济、政治、法律以及资本勾结在一起。司法和媒体的公开性为公民参与保护自己权益的政治活动提供了保障条件。在类似核反应堆技术和环境等问题上，专家和反专家的意见相互对峙无法协调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冲突被推上法庭，法官必须在这二者间作出裁决。风险带来的社会冲突也使得立法机构经常面临着被司法审查的局面，如是否、如何以及在哪里建立核电站等问题。
复杂与多元：风险社会下的冲突表现及化解
贝克认为，风险社会下的社会冲突从更深层次来说，是对工业现代性的深层次制度危机的反思：是要继续现代化，使我们置身一个风险的社会中还是要停止对自然的开发，将我们置身于一个安全但却可能物质贫乏的世界之中？这个问题成为难解的现代性问题，因此，风险所引起的社会冲突将绵绵不绝。风险、风险感知和风险管理都会成为冲突形成的源泉。这些冲突主要集中在风险界定和风险处置两个方面。
风险界定的冲突。在风险的界定上，总是存在着现代性的主体和受现代性危害的主体间相互冲突和竞争，前者是风险的原因和策动者，后者是风险的后果和受害者。每一个利益团体都试图通过风险的界定来保护自己利益，规避不利影响。一旦某一利益团体被界定为造成风险的原因，则批评的怒火就会象火山一样喷涌而来，成为公众声讨对象。而这些被界定为风险的制造者们则被迫仓惶应对，组织起来，走上法庭为自己辩白，并试图转移公众的注意力，提出其他造成风险的原因，这也是反思性现代化产生风险和冲突的动力。
贝克认为，风险界定的冲突表现了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间断裂。科学家力求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去对待现代性产生的风险，不受任何社会价值判断的影响，甚至忽视了社会理性的作用。但是现代性所带来的风险冲突问题无法单单依靠科学理性来解决，还要依赖社会的价值和判断来约束科学技术发展。科学家对于风险的界定和风险安全的诊断只能基于猜想性的假设，科学家们无法回答和安慰公众对于风险产生的毁灭性后果的焦虑。科学理性需要社会理性。反之，社会理性也无法离开科学理性。对工业发展风险的社会讨论和感知又有赖于科学的论证。没有科学论证和科学批判，公众的批评和焦虑是空洞的，公众甚至无法看到和感受到他们所批评和担忧的“不可见”的对象和事件。因此，贝克呼吁要把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相互统一和融合在一起。
风险处置的冲突。无论人们是否感知得到风险还是否认风险，风险都客观存在着，全球的风险社区已经形成。风险背后潜藏着各种各样的利益和冲突，如何处置风险成了各种各样社会冲突角力的中心。一方面，许多人因风险而利益而损，许多人又因风险而获利，产生了受风险折磨的人和得益于风险的人之间的敌对和冲突。这种冲突非常明确，只要界定了风险的可接受程度，风险所危及的患者和牺牲者的人数即可确定；只要确定清楚了风险的因果关系，则处于风险源头的公司和行业被推上被谴责的被告席。政治家们无力从根本上为风险负责，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通过解决某个事件来缓解压力。另一方面，风险的旁观者们看到了风险带来的市场机会，如化学家生产药物来医治公众所患的诸如过敏症之类的环境病，赚取市场利润。媒体向公众传播有关风险的知识，知识、媒体在风险的处置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产生了大众媒体要传播风险知识和风险关涉到的利益集团试图控制媒体间的冲突和较量。换句话说，也即存在着生产风险定义和消费风险定义的人之间的对立。“系统地说，环境危险构成了一个冲突场域—总有失败者，但是也总有胜利者。污染者的利益、受害者的利益和拯救者的利益相互抵触。当危险和对这种冲突的普遍认识增长时，阻止和消除它的非常合法的兴趣同时也增长了。”④
风险冲突的化解。风险社会冲突的根本化解办法是消除风险，但却无法祛除。因此，贝克一方面主张自反性现代化，为科学装上刹车板，另一方面呼吁培养人们预期和承受风险能力。他试图构建一种理性的、反思性的科学，使科学反思过去的错误，发展一种替代性的科学。通过对自我概念进行实践上有效的改变，找到界定和避免不可预测性风险的标准，激活沉寂的科学理性。而社会科学家也可促进科学自我反思，鼓励科学从它自己所遭致的不成熟和看不到风险的命运中解放出来，为“释放出爆炸性力量的疾进的‘无人掌舵的’科技发展装上刹车和方向盘”⑤。
风险社会的来临意味着人们总要与风险生活在一起，如可致人类毁灭的核武器的威胁一直存在着，人们只能通过解释来转移因风险而激起的不安全感和恐惧，因此，贝克认为，在当下，预期和承受风险的能力以及在个人生涯中和政治上处置危险的能力，拥有了重要的意义。培养人的预期和承受风险的能力成为风险社会下的一种必要的资格。如，我们如何面对危险的存在所带来的恐惧和不安全感？我们该如何生活在现代风险社会？而过去传统工业社会所应付恐惧、不安全感的方式事实上已经失去其价值，要求现代社会的教育、医疗和政治制度等教会人们如何应付不安全感。在风险社会中，对恐惧和风险的处理能力的培养是教育制度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