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建立在抽象人性论历史观之上的对价值起源、竞争和平等的错误理解，强调了人的需要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初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竞争观和平等观，构筑了唯物主义历史观。重温这一理论，树立对“普世价值”等观点的正确看法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蒲鲁东 抽象人性论 竞争平等 普世价值
马克思曾经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①马克思的“人性”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人性”，是在实践活动中生成的“人性”，强调人的社会性，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性”不是永恒不变的，它必然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也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②在马克思看来人性论是具体的，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抽象人性论历史观是从14世纪逐步兴起的，广泛渗透到文学、艺术、道德领域，长期处于支配地位。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者和19世纪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里叶也都是以人的本性、天性为最高准绳来论证社会主义。
法国学者蒲鲁东抽象地理解人性，认为人性是永恒的，不变的。他指出：“人性可变的假定不但在历史上找不到例证，而且直到现在还无迹可寻，它不过是一种连为它辩护的人也并不理解的幻想，一种对进步的反动，一种对经济科学上最可靠规律的否定。”③针对蒲鲁东在其抽象人性论的基础上构建的唯心主义历史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此展开了批判。
驳斥蒲鲁东从人的需要出发阐述价值起源的观点
蒲鲁东认为，“全部文明都是为了人类本身需要而不断创造新价值才发展起来的”④，人们价值观念的产生源于对需要的满足，人的需要是使用价值过渡到交换价值的动力。他指出：“因为我不能亲自动手生产多种东西，所以我就向别人建议，也就是向其他行业中我的合作者们建议，把他们所生产的一部分产品同我所生产的产品交换。这样一来，我便必须保证我的产品数量始终超过我将消费的数量。同样，对方也要保证他们各自的产品的数量超过他们自己使用的数量。这项默契是通过商业来履行的。”⑤
按照蒲鲁东的逻辑，这种商业契约的主体是基于一些隔绝于社会处于孤立状态的个人出发，这些鲁滨逊式的个人具有多种需要，为了满足这些需要就要合理安排分工，然后再进行交换以达成各自的需求。但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前提就被质疑：没有物质资料生产，尚未开始分工和交换，与社会隔绝状态的孤立个人为什么有多种需要？这些需要是如何产生的？蒲鲁东以这种需要为出发点，其实又重新回到以自然的人和人的自然本性为出发点的老路。⑥
马克思并不否认人的需要问题的重要性，但他强调人的需要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指出需要的内容和满足方式本质上都取决于物质生产发展的水平，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同时，人的需要也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并不断产生新的需要。这并非取决于人的自然本性，而是由新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方式带来的产物。
马克思提出一个问题：“需要的整个体系究竟是建立在意见上还是建立在整个生产组织上？”他的回答是：“需要往往直接来自生产或以生产为基础的情况。世界贸易几乎完全不是由个人消费的需要所决定，而是由生产的需要所决定。”⑦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对人的需要的研究，不能从抽象的人的自然本性出发，而必须从研究物质生产和生产关系着手，如此才能正确说明人的需要是如何产生的，人为何会有不同的需要，以及需要对生产的反作用。
近年来盛行于西方的“消费社会”和“消费异化”理论认为现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已倒置，不再是生产决定消费，而是消费决定生产，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刺激消费成为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的关注点，通过拉动内需带动经济发展也是我国当前重要的经济政策。但这是否能够推翻马克思“生产决定消费”的观点？
笔者以为不能。一方面，与以往生产对经济的明显带动效应相比，现代社会中消费对经济的促进效应正日益显著，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正是生产的急剧扩大要求消费随之发展，若消费不能与生产相适应，就会阻碍经济发展的步伐，甚至带来“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这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理解现代社会生产与消费的关系。
此外，消费问题在现代社会也被赋予文化心理、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含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早就提出消费异化理论，认为消费异化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异化的集合点。生产者和统治者人为制造出很多不必要的消费，不断挖掘和刺激人类潜在的消费欲望，以此来推动经济的发展。总之，人反过来被不必要而又难以抵制的大众消费心理所控制和驱使，消费满足需要的这一功能被异化。
同样，马克思认为交换其在本质上是由生产和分工的水平所决定的，而并不是因为个人为了满足自己的主观需要向别人提出的建议和要求。
蒲鲁东用“个人”向“别人”，即“各行各业中他的合作者”的建议来解释交换的起源，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他根本无法说清楚，“这位单独的个人，这位鲁滨逊怎么会突然想到向‘他的合作者’提出这种建议，而这些合作者又怎么会毫无异议地就接受了这个建议”。⑧
事实上，从历史的角度来讲，交换也是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其独自的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资本主义时期“是一个普遍贿赂、普遍买卖的时期，或者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是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东西都变成交换价值并到市场上去寻找最符合它的真正价值的评价的时期。”⑨
在这里，马克思毫不掩饰自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一方面，他指出普遍交换是交换自身发展的一个阶段，有其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普遍贿赂、普遍买卖的社会现象的事实表述中，暗含着否定性的伦理价值判断。
不过，在这里，马克思的重点和主题是揭露蒲鲁东价值理论的形而上学性，批判他所谓的“历史的叙述的方法”，因此对资本主义将一切东西都变成商品这一现象的批判未进一步展开。但马克思对这一现象的揭露对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包括我国的现实都具有启发性。
驳斥蒲鲁东从抽象人性论的角度理解竞争的观点
蒲鲁东没有把竞争看成商品生产特有的经济现象，而是把它视为永恒的范畴，他从“一开始就维护竞争的永恒必然性”⑩，试图从人的永恒不变的本性中寻找竞争的根源。他说：竞争是“社会经济的一项原则，是命运注定的一种法令和人类灵魂的一种必然性”，“人生是一场持久不息的战争，一场夺取必需品的战争，一场对自然的战争，一场对同类、因而也是对自己的战争”。这种把竞争归结为“人类灵魂”的内在要求的观点，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论。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驳斥了这种观点。他说：“蒲鲁东先生不懂得，竞争的形成同18世纪人们的现实发展有联系，他把竞争变成非现实的人类灵魂的某种必然要求”，“说什么某些生产部门尚未发展到竞争的高度，而另外一些又还没有达到资产阶级的生产水平，这简直是痴人说梦，丝毫不能证明竞争的永恒性”，“蒲鲁东先生的全部逻辑总括起来就是：竞争是我们现在借以在其中发展我们的生产力的一种社会关系。对于这个真理，他没有在逻辑上加以说明，而是赋予了形式，往往是作了充分说明的形式”。尤其是，马克思反驳蒲鲁东颠倒历史和人性，把竞争看成人的永恒不变的本性的观点，提出了“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的著名论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