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整合、纠正和控制转型期社会价值形态上的社会偏差是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项重要工作。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中的价值冲突、阶层分化中的价值偏差、体制改革中的路径探寻、全方位开放的全球化意识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四大问题视阈，从而为当下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预设了某些科学的路径。
【关键词】核心价值体系 现实维度 社会偏差 路径选择
马克思主义认为，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加重要。社会转型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必然结果，社会活力在得到充分释放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的社会偏差，这就为当下价值失范后的价值重构赋予了时代任务。只有不再偏执于单一道德尺度的僵化与浪漫情调，或因排斥社会转型而固守传统价值体系，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建坚实的价值支撑。整合、纠正和控制转型期社会价值形态上的社会偏差是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项重要软调节任务，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建设上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具有鲜明的问题特色。
现实维度：社会偏差问题的视阈分析
价值冲突在社会转型中日趋凸显。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同时伴随着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由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巨大转型。这种经济转轨不仅造成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变迁，而且引起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冲突和深刻变化，造成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双重体制的交织性与主导价值观的缺失。社会转型是社会意识形态核心的价值观变化的内在根据。在社会转型中，原来计划体制下同质化的利益结构被多元化的利益结构所取代，国家不再是社会利益的唯一主体。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决定了价值观的多元化和价值冲突。这些价值冲突主要体现在：
一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社会转型伴随着传统结构的逐步解构和新型结构的渐进增长。计划体制下的集体主义是一种极端化的集体主义，偏执于整体性利益，忽视个人利益，把“道德人”内置于个体之中，只强调人的义务、责任和奉献。因此，传统的计划体制价值观念被高度“泛政治化”，在运行机制上采用由上而下的行政式单线条方式，养成了个人“坐、等、要”式的落后价值模式。现代市场经济要求以“经济人”利益的独立性与合理性为基础，需要不断改革创新，才能不断适应市场竞争与商品经济发展的需求。
二是落后与先进的冲突。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封建落后价值观念有悖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原则。目前社会转型发展时期，要求大力弘扬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其中先进的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体现，往往与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竞争观念、开放思维和世界眼光相联系，反映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三是本土与外来的冲突。市场经济是开放型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的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引入了资本主义腐朽的价值观念。西方国家凭借其先进的信息技术不断向世界各地推行和输出其价值观念体系，霸占全球化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不断消解民族国家的民族传统与民族精神。为了把中国纳入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西方国家总是极力渲染“中国威胁论”，对中国实施“分化”、“西化”的战略阴谋。
体制改革中的路径依赖。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提出了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这一理论表明一种体制及其相应的价值观念文化所塑造的社会行为都具有一种惯性。“文化是制度之母”，构成制度的根本就是文化观念。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当人们选择某种价值观念文化后，他们就会按照既定的价值观念模式走下去，形成自我强化的机制。
传统体制文化及其价值观念很长时期内是制约体制转轨的瓶颈，传统体制文化价值观念总是把体制改革与价值重塑“锁定”在过往的路径上。这是相当长时期内体制改革一直被贯以“解放思想”艰巨任务的重要原因。这是因为我们还是把原本不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东西当作是对的而加以坚持，把原本属于过时的文化价值观念仍然继续坚持，把原本应该通过改革而革除掉的“既得利益”死死地抱在怀里而不肯放弃。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行政体制改革，其艰难性与反复性大多是缘于文化价值观念已经被锁定在既有的路径。
这种路径依赖性也证明了新的价值体系的建立往往需要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新的市场体制的建立不是依靠单纯的制度创新或移植就可以一蹴而就，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须考虑到嵌入其中或支撑其正常运行的文化观念。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需要一个不断构造重构的动态过程。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层面来看，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和政党政治逻辑的不断演化，思想政治工作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面临着“极端的冷漠”和“合法性地位”的尴尬。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执着于传统的价值符号和推崇目标内容的至上性，使得人们对思想政治工作产生了顶礼膜拜式的极端狂热。改革开放后，人们价值观念选择的多样化使得人们对思想政治工作产生了逐步的冷漠，并发出了思想政治工作是否可有可无的价值拷问。这些诸多理论发展状况与人们的价值选择方式的多样化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尚是一项有待破解的时代性课题。
对外开放中的全球化意识。最初流行于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全球化”在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历史性”的共识。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认为：“无论当今人们如何看待目前的全球化形势，涉及的都是这样一种强势理论：以领土来界定的社会领域的时代形象，曾在长达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在诸多领域吸引并鼓舞了政治、社会和科学的想象力，如今这种时代形象正在走向解体。伴随全球资本主义的是一种文化和政治的全球化过程，它导致人们熟悉的自我形象和世界图景所依赖的领土社会化和文化知识的制度原则瓦解。”①这表明，全球化意识形态对于民族国家的核心价值与民族精神构成一定的威胁已是不争的事实。
全球化总是伴随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价值的扩张与渗透，任何被输入国都面临着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江泽民早在2000年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各种思想相互交错、相互激荡”，“这必然会对我国的思想领域、对我们干部群众的思想意识产生影响”。②“西方各种反华势力从未放弃以各种手段和方式对我国实行西化、分化，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③他们借“关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以经济和科技竞争为主线，极力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不断更换西方意识形态扩张的手法和技巧，行推行西方价值准则为全球通用规则之实。
经济全球化从一开始就从历史与逻辑上被纳入西方国家的价值体系，其核心就是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凡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图谱设计的社会政策与价值体系都是符合西方资产级价值观念体系的，与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格格不入。邓小平曾经对此针锋相对地指出：“他们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④
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与核心价值体系构建不可避免地被置身于全球化语境之下。“如果放弃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搞指导思想上多元化，就会导致人心大乱、天下大乱，是党和人民的极大之祸”。⑤“经济全球化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商品、技术、信息、特别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配置，造成一种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⑥为此，在全球化视野中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摆在执政党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