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农”到“三治”
人民论坛记者：近十年来您一直强调乡村的治理问题，这个问题是否是随着农村经济状况的改善而日益凸显?
温铁军：过去十几年我一直强调“三农”问题，而进入新世纪则更为关注乡土中国的县乡村“三治”问题。
我关于农村冲突的解释与一般西方政治学的观点不同主要就在于“三治”问题。当代乡村治理领域发生复杂矛盾和对抗性冲突，主要归因于百年来的激进思潮都拔着头发般地要在乡土中国照搬高成本的城市上层建筑，与传统小农经济和村社制度之间不可能适应;这同样是一个不论何种主义、何种意识形态，都具有普适性的规律。
因此，“三农”问题指的是经济基础，其实质仅在于体现了资本收益导向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出现生产力三要素净流出而导致农村经济衰败的普遍规律。“三治”问题指的是上层建筑，即乡土中国不同于城市的村治、乡治、县治这三级治理结构问题，其实质体现了在剩余过少的分散小农与包括政府在内的任何外来主体之间存在交易费用过大的负外部条件下，随着城市工业化扩张，经济危机代价持续向“三农”转嫁而必然出现农村治理危机的一般规律。
正如我前面所说的，中国2004-2006年取消农业税后，尽管随着免除农业税费以及新农村建设，农村上层建筑发生了重大“量变”——各地以大规模“撤乡并村”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治理结构自发调整持续进行，但人民公社解体以来存在了20多年的乡村两级治理体系如何进一步“质变”，即乡村治理体系的实质性改革，仍属悬疑。因农民负担过重导致的对抗性冲突明显减少，然而，30年来条块分割政府体制下得以强化的各种涉农利益集团已经形成，关系复杂，矛盾随即浮现。中国乡村仍然面临着深层次的治理矛盾。
事实上，迄今为止的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 “三农”与“三治”问题长期困扰中国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进程。改革30年来随着宏观经济周期趋紧，中国农村地区已先后发生了三轮“治理危机”;到1990年代以后表现为大量的对抗性冲突，主要原因是违背了“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造成的制度成本。
中国农村“三治”问题才是近代以来的百年难题。任何在乡土中国构建制度的努力，都必须考虑上下层文化，即制度与乡土文化之间，怎样才能最大相容或最小冲突。在高度分散、剩余过少的小农经济基础短期内难以根本上有效改变的制约条件下，到底是“低成本”地重新构建农村上层建筑，还是继续维持运行成本和交易费用已经过高的上层建筑?这是一个哈姆雷特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