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郊村的新乡土政治之道
显然，这样的“理法术”从某种程度上、某种范围内体现了一定的道，即以资源资本化为实质政治经济任务的地方工业化必经之道
农业大县城郊村的新乡土政治，本质上是一个资源禀赋极差的、欠发达的传统农业大县，为追求地方工业化、以征地和其他财产收益为政治核心任务并维持乡土秩序稳定的一系列道理法术之政治综合体。
事实上，走在地方工业化征途上的农业大县已经在惨淡经营中自食其苦，在征地过程中的种种理法术，均或多或少地酿成了社会冲突成本和项目失灵成本无限转嫁的严重后果。
社会冲突的成本。除了在征地过程中实施各种理法术所要担负的成本，还有隐性成本。从农民方来说，包括上访成本、法律诉讼成本、精神损失、误工成本;从政府方来说，谈判成本、维护社会安定成本、加强社会控制成本，等等。失地农民在就业和治安方面将给社会带来巨大压力，为了解决征地所引起的农民贫困问题，就业安置、社会保障和救济等，都将成为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长期成本。在生存和实用面前，法律、规范、政府文件，都是苍白无力的。此外，因土地征占和其他财产性冲突引发的群体上访事件也呈逐年激增之势，而且大多数上访具有明显的群体性、组织性、对抗性和持久性。这就是地方工业化成本转嫁所造成的“成本政治”表现。
项目失灵所造成的成本及其转嫁。在县财政陷入招商引资的同时，一些“下血本”招来的企业，本来就是缺乏市场竞争力的“政绩工程”，很难朝向政府期望的地方发展。 正常招来的企业，有的盈利微少;有的厂区所占土地未完全利用，部分地块撂荒;有的企业开业不到2年就停产;一些土地被闲置或改作他用，既浪费了土地资源，也违反了国家相关法律。此外，农民失去了土地，得到的补偿款又以盖房买车等方式很快花掉，又很难在本地找到稳定的工作，可持续的生活保障难以很好维持。城郊村还是会有三分之一的村民外出务工，剩下的三分之二人中，青壮劳动力留在本地做个小生意，或是跑运输、载客，或是在建筑地上帮工，收入少且不稳定。老年人生活也很难有相对稳定的保障。
以地方工业化为政治核心的城郊村政治之“道理法术”，因其成本难以计量更难以承担，而仅剩下所谓的理法术，很难被称为行在整体长远意义上的“道”了。
然而，自从2005年国家提出新农村建设到2006年减免农业税，再到2007年提出生态文明战略以后，国家已经以实际的制度安排和资本项目安排践行并号召地方强调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也就是说，从这个关键节点开始，中国地方普遍上进入了后农业税时代，以此开始的未来中长期时间段内，新乡土政治之道，或不再以前述诸多“理法术”为主流任务和手段了，而是以结构性制度保障其恢复公共属性职能，并贯彻在公共属性主导下的、乡村政治社会系统可持续存在和运行的基本原则。这是关乎乡村乃至国家的整体、全局、长远发展的大道，它与体现民众意愿的国家战略贯彻密切相关。
无疑地，当下县域的政治社会系统运行有两种逻辑：一套是地方政府经济属性主导下资源资本化的、分化的、不平衡发展的逻辑，其生命力尚强大，但是由于代价太大、触及地方民众可持续生存底线而产生摩擦和冲突，势头在消褪，或者消褪的可能性条件越来越发展;另一套是以中央新型战略为导向、地方政府公共属性转向、基层大众主体自觉参与的、有机的、一体的、平衡的逻辑，其生命力尚弱小，但是势头在成长，或者成长的可能性条件越来越发展。
(作者分别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何慧丽;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导温铁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