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郊村政治之法术
就治理术而言，地方政府及基层干部所遵循的既不是法律、民主等现代社会公共规则治理，也不是宗法、专制等传统农业社会简约治理，而是在地方产业化发展进程与原有乡土社会经验结合而成的新乡土政治之术
那么，在腐败泛化的社会生态中，在双重代理角色的困境和张力中，在必须征地的地方工业化之政治经济学中，县乡政府各职能部门、城郊村干部们如何应对他们的使命和处境?
为了应对征地需求，传统农业大县成立土地开发管理工作指挥部，由主管农业的副县长牵头，县土地局、税务局、公安局等多局委，城关镇镇长、副书记以及镇多名工作人员，村两委成员组成。其中，“千线一针”的机制很明显，县乡各相关局委和政府工作人员都是命令和任务的传递者与下达者，只有村两委才是最基层的执行者。他们将涉及被征地的村民进行分类，运用一切能够运用的压力型体制关系约束、乡土人情亲戚网络约束及深入的软磨硬泡术，去贯彻征地之要务。
压力型体制关系约束首先从公务员、教师、事业单位人员及村委成员等体制内成员开始实施，通过单位领导说理，对违抗者采取调离工作岗位、扣发绩效奖金甚至停职、开除等措施约束其接受征地补偿条件。或者通过奖励机制，工作组发布通告，在一定期限内签字接受补偿的人给予一定数额的奖励，过期不补。
乡土人情亲戚网络约束则表现在工作组成员以亲戚朋友的名义劝说自己的兄弟、堂兄弟、亲戚、朋友等社会关系网接受征地补偿。村庄是一个熟人社会，村干部是村庄中人，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网，他们通常以“帮忙”、“人情”、“面子”等为由说服他人。
第四，软磨硬泡之术。最后剩下的难缠的钉子户，就只能采取软磨硬泡的办法，村干部经常拜访或是守在农户家，说好话、陪笑脸、请客喝酒、讨价还价，打的就是疲劳战，有时也要动用各种社会关系，找中间人劝服。
工业园区的启动仪式阶段，是征地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时期，是地方政府和商资群体向社会各界展示地方工业化成绩的一个机会，同时，也是社会冲突爆发的时期，最让村干部们提心吊胆。
如上种种，均是以土地赔偿、工作过程损耗、部门误工和投入、医疗、维稳预算及其保障等的巨大投入为代价的。
在征地后期，会面临着非常复杂的一些社会情况，这一时期是漫长的，称为社会冲突期。比如一些村民会联合起来不断地去县、市、省，甚至去北京上访告状，村两委随时准备着陪乡里有关人员去外地把他们接回来。因为村干部对村民私人家庭情况最为熟悉，劝说成效较高。此外，一些贫困户把卖地的钱花光了，没有劳动能力了，生活极为困难，村干部也有责任向上级申请低保或者就业安置、一些扶贫救济项目之类的，这是较为积极的扶贫之法和术。
城郊村村干部，是地方工业化过程中不得不背负沉重“十字架”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是城郊村在征地期间及后期维稳的重要能量。他们或许会因为征地有功而获得一定报酬和奖赏，比如村主要干部由于对全县工业园区征地有功，县里可能会奖励享受财政的行政副科级待遇;然而，更多的是村干部在征地过程中，由于工作极其辛苦滋生心里不平衡而上行下效，滥用职权从中获利，这又是城郊村治理问题丛生的另一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