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品价改是突破口应更加注重节约导向
中国证券报：如何看待价格改革的现实意义，其突破口在哪里？
张卓元：必须看到，我国已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商品和服务价格绝大部分已经放开由市场调节。与此同时，一些生产要素和重要商品特别是资源性商品的价格仍受政府管制，而且长期以来价格偏低。水价低、能源价格低、资金价格低、污染环境不付费等，实际上鼓励粗放扩张，使经济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要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这也说明，深化价格改革，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今仍具有重大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在实践中，深化价格改革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从以往看，虽然从理论上原则上认识到理顺价格关系最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但一碰到一些具体困难，或牵涉到局部利益受损时，又常常把理顺价格关系放在一边，满足于保障眼前的短期效益。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2005年、2006年CPI较低时没有及时调整那些严重偏低的资源产品价格，丧失了难得的机遇。事实上，这只是把矛盾往后移甚至积重难返。
目前，从价格改革的几大领域看，要素价格改革正在推进，比如利率市场化，又比如95%的商品价格和劳务价格都已放开，这些领域的改革基本顺利，因此，价格改革的突破口就在于资源品价格改革，这甚至比要素价格改革还迫切、还重要。
中国证券报：说到能源，你对天然气价格改革的方案是否满意？
张卓元：节约能源，价格杠杆是最有效的办法。根据世行专家量化估算，价格因素对能源节约的贡献度可以达到55%。包括水、电、气在内的一些群众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资源品价格，利用价格杠杆达到节约资源的效果最好，但在使用价格工具时要慎重。
用阶梯计价的办法保基本，必须拿捏好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体现资源稀缺性之间的一个“度”。例如，将水价提高至六到七元每吨，然后给困难群众发放专项补贴，这个办法可能比较有效，但会增加工作量和工作难度。但从节约资源角度来说，是比较有效的方法。我认为，价格政策应根据国情而更多地倾向鼓励节约，这也有望成为改革的方向。
对于天然气，一个基本现实是我国的消费约30%靠进口，且进口依存度还将逐渐提高。目前进口天然气价格大概是3.5元/立方米，根据阶梯气价计价，第一档是2.28元/立方，第二档是1.2倍，第三档是1.5倍，第三档才接近进口价格。应当说，这个档次拉得并不够，这对节约能源不利。我认为，第二、三档差距可以再大些，第三档完全是高消费，可以超过3.5元/立方米，以后应该这么改。
中国证券报：价格改革逐步推进，难以绕开国内价格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如何规避由此带来的风险？
张卓元：价格是否与国际市场挂钩要根据依存度来决定。依存度高的，不挂钩也不行；依存度低的，视情况而定。战略性物资和牵连到农民利益的农产品要慎重。比如原油、大豆对外依存度高需要与国际市场挂钩，汽油价格也需要根据一定的机制动态调整。主粮价格比国际市场价格高，就不能和国外挂钩，要实行重点保护价。日本就采取了这样的价格保护，自己国内的农产品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很多。
规避价格的非理性波动风险，建设期货市场、让其更好的发挥功能可谓重要一翼。期货市场是价格改革的产物，从国内外经验看，其在挂钩国际市场价格的同时还能帮助本国市场规避风险。中国期货市场正在朝国际化方向迈进，未来有望引入更多的境内外资金参与定价博弈，这有利于发现价格，更好的发挥各种功能。
中国证券报：如何理解价格改革的成本和收益？
张卓元：做任何事情都会涉及到成本和收益的考量。中国的价格改革推进到当前一步，成本就体现在用钱来“买”机制。比如说，价格机制改革后，副食品价格的补贴需要花钱，这是改革的成本；实施阶梯水价、电价、气价，政府要为此增加补贴，这也是成本。另外，价格要体现资源的稀缺性，部分群众的生活消费也可能有所增加，这同样是成本。着眼长远，我们没有必要过分拘泥于这些必须付出的、也是可以承受的代价，只要我们目标中的价格机制得以建立，将来的收益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