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价格改革推进到当前一步，很多领域要付的成本就是用钱来‘买’机制。”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荣誉理事长张卓元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现在经济改革的重点是政府改革，而稳中求进的关键点则是稳增长、稳物价。此外，当前的经济下行可谓是2004-2007年经济过热和2009年刺激过度的一种自发式平衡，结合改革的大背景和“稳中求进”总体精神，经济增长的容忍度设为7%左右并无问题。
稳物价是关键经济增速7%左右无碍
中国证券报：如何看待一季度的经济下行压力，接下来是否可以考虑出台稳增长措施？
张卓元：当前出现的经济下行是预期中的。我们知道，2004-2007年经济一直过热，2009年又刺激过度，然而在经济大起之后一直没有大落来平衡，最多只是增速稍微放缓，这纠正不了原有的问题。导致的结果是，“中病”没有治好，一下转为慢性病。
因此，从纠正过去问题的角度看，经济下行是必然，将经济增长的容忍度设为7%左右并无问题。如果此时采取某些保增长措施，一定要避免重走老路，不能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措施，必须避免大量注水扩大投资等。
但据我了解，现在有的地方仍在不断批项目，增加投资，然后以银行信贷来支撑，这无非是把矛盾后移，令人担心。
中国证券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提了多年，难点在哪？
张卓元：转方式“转而不变”困局的主因在于体制和机制。我们知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实现由主要依靠资金和自然资源支撑的经济增长，向主要依靠人力资本投入、劳动力素质提高和技术进步支撑的经济增长转变，实现由资源—产品—废弃物流程向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循环型经济转变。这么好的理念为何难以推进？重要原因在于我国现行财税、价格等体制，刺激各地热衷于工业立市和外延式经济扩张。具体表现在于，一是政府用行政权力廉价获得农民土地；二是水资源浪费严重；三是能源价格低廉；四是矿产品价格低廉。正是这种资源价格低、环境约束差的格局，使得各地政府没有动力也没有压力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中国证券报：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经济增长的定调让我们似曾相识。1987年你就提出“稳中求进”的改革和发展思路，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如何理解二者的异同？
张卓元：“稳中求进”的含义更宽了，过去指的是改革发展，现在则包括了整个社会发展的含义。这很好理解，只有社会稳定了，才能做其他事情。经济要稳中求进，社会更要稳中求进。也可以这么说，经济稳中求进是社会稳中求进的基础，社会稳中求进则是经济稳中求进的前提，经济稳中求进的关键点则是稳物价。
中国证券报：如何看待价格改革与通胀间的关系？如今的影子银行和热钱等，在以往要么不存在，要么影响甚微，和以往比，我们管理通胀的思路应有何转变？
张卓元：相对于低生活水平来说，要理顺价格，必然会抬升价格。因此，价格改革带来的涨价对通胀会有影响，但政府可以通过对低收入群体发放补贴的方式减少影响。
价格改革与通胀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关系。根据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的估算，若物价上涨超过两位数，其主要是受货币发行因素影响；若物价上涨在百分之五六以下，则更可能受理顺价格关系的因素影响，且这一影响对物价上涨的贡献大概在3%左右。当然，现在情况较之以往有了很多变化，有兴趣者不妨去做一下类似的研究。
管理通胀的新思路事实上已经体现，那就是调控决策部门不能光看金融业表内业务，也要看表外业务。可能更能说明情况的指标是社会融资总量，而非新增贷款额。
中国证券报：以前你曾主张6%左右通胀率和9%左右的经济增长率是一个较好的结合点，现在呢？
张卓元：那已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环境已发生数个方面变化：一是中国经济整体块头大了，批一两个项目对经济拉动根本不起效果，过去改革的红利、人口的红利很多，而且过去可以低成本扩张、环境污染，现在都不现实了；二是过去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和能源价格都很低，商品出口很大程度是低价倾销的结果，现在也都不可能了。
现在来看，3%左右的物价上涨率、7%左右的经济增速可以接受，也有望维持一段时间，因为现在我们还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当然，未来随着经济发展体量的增大，经济增速难免下滑，此时3%的通胀率就稍显偏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