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对于一个城市的健康发展来说，人口规模是否超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人口规模太小或人口规模超载都不利于城市的健康发展，如果人口超载会造成哪些问题？
张占斌：人口规模过小，会因缺乏相应的规模经济效应而造成城市经济建设乃至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效益低下，导致城市发展不足和资源财富的巨大浪费。美国布朗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发现，城市的净集聚效应首先随着城市规模扩大而急剧上升，在达到峰值之后缓慢下降，最大集聚效应的峰值大致处在250万～380万人规模之间。但如果人口规模超载，也势必会对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城市生态环境乃至居民的生活质量造成巨大的压力。比如，经济上，会导致城市集聚经济效应下降，甚至出现规模不经济，造成生产生活成本过高、资源严重浪费等问题；社会上，会导致就业困难、收入下降、贫富悬殊、交通拥堵、社会保障水平下降、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等问题；生态上，会造成资源紧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等问题。
近几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确实出现了不少城市病，尤其是超级城市和特大城市出现的比较严重的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等问题。但实际上，这些问题主要原因并不是大城市人口规模过大，而是城镇化发展质量不高的表现，如人口规模扩张速度太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市功能过多、城市空间布局不合理、城市管理能力不足、环境保护意识不强和措施不力等。这些因素都需要在未来的城镇化过程中逐步消除。
记者：中国特大城市在控制人口规模上，有什么特殊的情况需要研究应对？
张占斌：我国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控制有两个特殊的难题需要特别关注：一是我国人口基数大，农民数量多，城镇化又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每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多达1000万人，2013年农民工总数高达2.69亿人；二是城市的人口规模与城市的行政级别密切相关，行政级别越高，城市集中资源的能力就越强，对人口的吸引力也就越大，如果大多数农民工都流入数量有限的特大城市，这些城市控制人口规模的压力和难度就很大。
记者：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如何科学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张占斌：“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这里的控制应该包括控制人口的增速和规模两个方面，但主要是控制人口的增速。1996年以来，我国城镇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1996年～2013年间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38个百分点，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人口增速更快。由于对城镇化加速阶段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使得各方面的准备和应对不到位，使得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人口规模过快增长成为城镇化过程问题的主要因素之一。从长期看，通过科技进步、城市空间格局调整、基础设施改善、管理水平提高，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特大城市、大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和人口合理承载量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所以，只要控制住特大城市人口增速，我们完全不必担心特大城市、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城市病问题是可以逐渐消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