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混合所有制“异化”
《思想者》：习近平主席在谈到国企改革时曾指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基本政策已明确，关键是细则，成败也在细则。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牟取暴利的机会。
于是，当下不少人都在关注如何防止混合所有制的“异化”问题。您怎么看？
常修泽：其实，这个问题，在今年的全国两会开始之前发表的《混合所有制：产权结构创新的主要着力点》的文章中，我就再次提出在“产权结构创新”过程中，“会不会有人借混合所有制，侵吞国资，或借混合所有制，侵吞民资？”的问题，同时，表达了我的忧虑和建议：“考虑到目前社会腐败情况，对此我有些忧虑。建议采取措施，提前预防和遏制。”尤其要警惕一些腐败分子“假借改革以营私”，然后“倒打一耙”，把“异化”的帽子扣在“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制度设计上。
为此，我以为要严格把好四关：资产评估关、价格确定关、交易透明关、资金到位关。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混合”变成个别人“浑水摸鱼”的机会，不仅国有资本不能被侵吞，民营资本、外商资本、职工股本都不能被侵吞。对此，要规范运作、一视同仁。
所以，我主张建立“社会共生”体制。
《思想者》：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大变革、利益大调整的历史时期。您曾分析说，中国社会已开始分层,至少雏形已经出现;甚至有逐步固化趋势,比如说中低收入者难以向上流动。某种程度上已成社会利益冲突和社会危机事件爆发的内在因素。在此情况下，如何寻求社会各阶层的共生之路？
常修泽：我在《包容性改革论》中提出并阐述了一个概念：“社会共生”。我觉得，中国当前需要的不是虚幻的、高调的“社会美妙”理论，而是实在的、大家都有活路的“社会共生”理论。围绕“社会共生”这一核心理念，我阐述了3句话：“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能出走，中产必须扩大”。
“社会共生”中的穷人与富人
《思想者》：我们看到：许多媒体转载了您的“社会共生”这一理论观点。那么，如何才能做到“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能出走，中产必须扩大”？
常修泽：3句话：“用社会兜底机制稳住穷人，用产权保护机制留住富人，用社会活力机制培育中产”。
第一，“用社会兜底机制稳住穷人”。习近平同志在比利时欧洲学院的演讲中说了几个重要的国情数据：中国城乡低保人口有7400多万人，残疾人8500多万，另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还有两亿多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差不多相当于法国、德国、英国人口的总和。对此，没有兜底机制，行吗？当前先要编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安全网”，要兜住。在“安全网”能兜住的情况下，再说“社会美妙”的东西。
第二，“用产权保护机制留住富人”。这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有一句话讲得好，它突破了原来的界限，原来是“公有财产不可侵犯”，后面是“句号”，这次改为“逗号”，又加了一句“私有财产同样不可侵犯”，特别强调了“同样”两个字，“同样”两个字很有分量。
第三，“用社会活力机制培育中产”。这是“社会共生”的中心环节。参照有关社科研究机构分析，估计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只占总人口的25%～30%，逐步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刻不容缓。
虽然关于“中产”的界定，无论学术界还是百姓的主观感受，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被公认为是最稳定的社会结构。因此尽可能地减少极端贫困人群和极端富裕人群，努力扩大中产阶层成为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现在，中国社会阶层分布近似“金字塔”结构，在奔向“橄榄形社会”的道路上，中国还要走很远的路。
《思想者》：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