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手稿堆积起来近1米,成书12册,680万字——近日出版的《杜甫全集校注》,倾注了3代师生编辑团队,耗费36年。其间,包括主编萧涤非在内,已有5人先后离世,其余的当年尚为青年学子,现已多成耄耋老人。这是一群“心甘情愿为杜甫卖命”的人。
终于,12册的《杜甫全集校注》近日出版了。
这套学术著作的作者团队,最初由11位学者组成。他们为了这680万字的校注,花费了36年。其间,包括主编萧涤非在内,已有5人先后离世,其余的当年尚为青年学子,现已多成耄耋老人。
“汗牛充栋”“皓首穷经”这些词语,对于他们来说,都不是夸张,而是写实。
立项
1976年底,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在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制定了整理出版“中国古代大作家集”的规划,确定的大作家集共有15种,《杜甫全集校注》是其中之一。
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约请山东大学萧涤非教授担任《杜甫全集校注》的主编,在山东大学组建了校注组,工作就此开展。
除了翻阅自唐以来,诸家别集、杂著、诗话等各种书籍,查找其中有关杜甫研究的资料,校注组还在1979、1980年,先后数次,在萧涤非先生的指导下,到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四川、重庆、湖北、湖南等地,沿着杜甫当年的行迹,对照杜甫的诗文,作实地考察,验证文献。
萧涤非经常对校注组同仁提起杜甫晚年写过的那首名为《南征》的诗,其中有这样两句:“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
“我们能不能成为杜甫的‘知音’?这就要看我们的努力了。这里又用得上杜甫早年的两句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们应当有这个气魄。”他这样要求大家,更这样要求自己。
1979年,校注组实地考察到西安时,萧涤非尽管已是73岁的老人,仍执意要登大雁塔,因为这大雁塔就是杜甫在《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诗中写的慈恩寺塔。大雁塔有7层,高达64.5米,现为西安的名胜古迹。尽管塔身磴道纡曲,老人爬着很吃力,但他坚持登到最高层,为的是能够凭高望远,以求对杜诗中的描述感同身受。
萧涤非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学评议组成员、山东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工作繁忙,但他几乎从不耽误“注杜”工作。尽管社会活动频密,但每逢校注组翻阅到关于杜甫的新资料,萧涤非急于以先睹为快,常手不释卷看到深夜,不顾老伴几次三番催他休息。
他的学生张忠纲回忆说,和萧先生谈起几十年来研究杜甫的甘苦,先生总微笑着说:“对于治杜诗的人来说,是无所谓甘苦的,都是甘,不以为苦。研究杜甫是一种乐趣。研究杜诗就是要有一股寝食俱废的傻劲。说来也有点怪,世上就是有那么一些人心甘情愿为杜甫卖命。”
停滞
遗憾的是,1991年,项目进展刚过半,萧涤非却溘然长逝。他曾赋诗云:“但恨在世时,读杜不得足!”没亲眼看到《杜甫全集校注》的出版,成为萧涤非人生最大的憾事。
萧涤非逝世后,因种种原因,校注组的工作进展迟缓,也曾一度停滞。
张忠纲告诉记者,先生逝世前一个月,还在审阅校注样稿。临终前,老人仍嗫嚅着叮嘱张忠纲等人,务必完成注杜工作。
以张忠纲为例。他说,曾经,眼瞅着校注组工作停滞,自己也不是没有迷茫困惑过,但每当想到老师的遗志,以及杜甫的价值,“不禁砥砺奋发,研杜不辍”。张忠纲带着他的学生们,又完成了《杜甫大词典》《杜集叙录》等著作。他有八个博士生的学位论文都是关于杜甫的。
“他们的研究都为《杜甫全集校注》铺了很多路,奠定了基础。校注组工作停滞的十几年,虽然遗憾,但如果没这十几年间积累,《杜甫全集校注》的学术价值不会达到现在的水准。”《杜甫全集校注》的责任编辑之一葛云波告诉记者,在此之前,杜甫作品最主要的校注本还是清初学者仇兆鳌的《杜诗详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