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区报：你和谷书堂教授提出的“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与价值理论有关吗？
蔡继明：当然是密切相关。应该说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但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只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关系的一种现象上的描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分配形式的实质是什么，需要学者从理论上加以概括。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在谷书堂教授指导下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而我和谷书堂教授的最初合作就是有关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研究。
由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着多种所有制，还存在着商品经济，劳动者的劳动还不具有直接的社会性，非劳动生产要素的稀缺性不仅直接影响到劳动的边际产量，而且影响到单位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所以，按劳分配所赖以实现的一切必要条件都不具备。
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多种分配形式进行了理论概括，指出多种分配形式的实质是“按贡献分配”，即按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各种生产要素对社会财富（即价值）的创造所作出的贡献进行分配。按贡献分配是以承认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参与价值创造为前提的，具体说，就是以我所创立的广义价值论为基础的，这不仅是对传统的按劳分配理论的修正，更是对劳动价值论的挑战。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进一步强调以要素贡献为基础的非劳动收入不是剥削收入，剥削与私有制没有必然的联系，消灭剥削和发展私人经济及保护私有财产可以并行不悖，人类的最终理想不是消灭或实行什么所有制，而是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的发展。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制度确立下来；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可以说，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的提出，无论是否得到学界和官方的认可，对自己探索真理的精神和坚持真理的勇气都是一个考验。
深圳特区报：学者作为普通人，也有柴米油盐的世俗烦恼，而学术研究是一条寂寞之路，探寻真理是许多知识分子的志向，你是如何看待市场经济下的学术研究？
蔡继明：学术研究贵在创新，既要善于发现真理，更要勇于坚持真理，切忌急功近利、人云亦云、见风使舵、随波逐流。当然，市场经济条件下有许多诱惑，但是作为一个学者，应该以学术研究为本。我们既要有探索真理的执着，又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本产生在民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官方的任何资助，而是始终保持着完全独立于官方的学者身份。他们极端鄙视那些对统治阶级奴颜婢膝、阿谀奉承，为现行制度歌功颂德的经济学家。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才保持了公正无私的科学家的品德和客观的立场，因此，有良知的经济学家只有独立于任何既得利益群体，不唯上、不媚上、不畏上，一切以民族、国家和社会利益为重，以逻辑一致性和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才能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真正揭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规律，为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政府的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回顾30余年的学术生涯，我聊以自慰的不仅在于能够甘于寂寞潜心研究抽象的价值理论数十载，而且在于始终保持了学术观点的逻辑一致性，从未见风使舵或迫于压力随波逐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