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除了一些公益性的网络平台之外，大部分网络媒体都是盈利性的，他们为了获得更高的点击量，谋取更多的利益，通常会对网络民众关注、关心以及与社会发展重大关切的话题进行大篇幅的跟踪报道，引导网民对网络舆情加强关注，甚至通过对舆情事件的升级和发酵，获取更大的舆论效应。⑥而这种做法往往会将政府置于不利的境地之中，尤其当政府无力与之周旋或者示弱之时，民众便降低了对公共政策的信任度。
最后，在某些网络舆情事件中，政府工作人员或者利益相关者会出于对自身的保护，对网络中出现的负面舆情进行有意的遮掩和模糊披露，这对处于信息劣势的网民来说是极为不利的，而在网络民主逐渐发展完善的今天，网民为了弄清真相，会通过多种手段满足自身和社会公众对事实了解的诉求。由此极有可能造成事态的恶化，对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造成消极的影响。
网络舆情治理与公共政策公信力的关联。从前文的分析中已经获知，网络舆情治理与公共政策公信力之间的关联是十分紧密的，如果前者出现了偏差或者操控失误，将会对后者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的消极面要通过更多的正面的事件才能挽回，否则会使其处于不可逆的境遇之中。可见，在对待网络舆情的过程中，需要重视网民、网络推手（个人或者组织）和网络水军的作用，在情感超于理性的情况下，低效率的网络舆情治理将会对公共政策公信力产生严重的冲击。当然，任何事物都是具有两面性的，如果在网络舆情治理的过程中，能够较好地满足社会公众的内心诉求，通过换位思考，切身解决人民群众遇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困难，正确引导舆论体现社会发展的正能量，则会对公共政策公信力产生积极的正面影响。此外，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网络监督，推进网络民主政治建设。
公共政策公信力的重构
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在面对网络舆情时，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其他社会组织，他们都应变被动为主动，通过对舆情特点的分析，积极寻找有效的舆情治理模式，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比如，要公开敏感事件的来龙去脉，收敛政府与公众的神经，在客观、公正的情势下，消除公众的不满情绪，维护社会稳定；再如，要对社会热点问题予以及时、准确的回应，任何一种含糊其辞、顾左右而言他的做法都将导致网民的质疑和追问，在这种情况，只有让公民知情并参与其中，行使其监督权利，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公共政策的公信力，提高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反应度与灵敏度。
2014年1月，深圳市再度发布月度《深圳网络舆情应对能力排行榜》。从2013年3月正式开始发布深圳网络舆情报告开始至今，深圳已公开发布报告11次，2013年最后一个月的榜单共有11个事件上榜。本次榜单不仅按区详细列出85个网络舆情热点事件，还对10余件过往舆情事件进行梳理，并向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深圳市交通运输委、深圳市人居环境委三家单位去函，就“香港火灾引发空气污染”、“东湖立交匝道工程”、“安托山九路扩建”、“龙悦居违建”、“帝景园小区沉降”等往期上榜事件询问后续情况。可见，舆情榜单通过按月发布的形式，对城中热点事件进行点评和分析，使得公众能够清晰了解上月度相关热点事件及政府部门的应对情况，增加了网络舆情应对的透明度。
加强网络法治建设。重构公共政策公信力，需要在网络舆情治理的场域中不断的加强网络法制建设，从制度上尊重社会进步、技术进步的发展规律，以此来促进网络舆情的健康发展。在实践网络法治的过程中，需要对网络和网络参与者的属性进行分析和考量，在发挥法制强制性作用、制裁网络不法行为的同时，还要从情感方面对网络的参与者形成正向的激励，使其能够在不束缚信息的传播与应用的情况下，自觉维护网络秩序，体现网络舆情治理的威慑力和对网络社会的推动力。
当然，网络法治还应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连接在一起，提高操作性，并进一步将网络民主法治化，为网络舆情治理提供广泛的群众支持。在这方面，广东省的做法具有明显的借鉴意义。在过去一年中，该省网络舆情多达20件，居各省之首。其中负面的新闻占一定比例，如东莞劳工刘汉黄杀人案、广州“咆哮哥”等。但是，需要承认的是，广东省的“网络问政”确实做出了很好的成绩。比如，广东警方开通微博客，广州市政府网上晒账本；率先制定限制“裸官”的干部政策等……这种自上而下的宽松氛围，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
建立网络舆情的专业应对机制。互联网络发展到今天，网络舆情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社会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正在产生着“常规化”的影响。为此，需要在对网络舆情进行治理的过程中，建立网络舆情的专业应对机制，组建一支由新闻传播学、危机管理学、公共行政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人才形成的专业团队，针对网络舆情能够随时的进行有效应对，维护公共政策的公信力。该机制建立之后，能够在网络舆情导致的公共事件发生之后，借助不同的力量和专业功能，从不同的视角搜集信息，拟定方案，提供专业的意见，并最终给出恰当的网络舆情应对措施，防止新舆论危机到来时不知所措，对公共政策公信力产生不必要的冲击。比如，在2013年3月北京政府就按照一般性问题、社会热点事件、复杂敏感事件、重大突发事件，将网络舆情分别设置蓝、黄、橙、红四级预警。互联网信息内容主管部门发现与政府工作相关的疑虑、误解、歪曲和谣言，及时报告并向相关区县和部门进行舆情预警，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引导公众有序参与。
（作者单位：南阳理工学院政治理论教学部）
【注释】
①黎少青：“网络舆情与政府公信力”，《社科纵横》，2012年第6期，第15～16页。
②李传军：“社会治理变革中的网络舆情与网络民主”，《学习论坛》，2010年第7期，第41～44页。
③刘建华，斯琴格日乐：“网络舆情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政治考量”，《宁夏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第4～8页。
④涂章志，刘丽文：“论网络舆情视角下我国地方政府公信力”，《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35～39页。
⑤方金友：“社会转型期网络舆情治理路径探究”，《学术界》，2013年第7期，第147～155页。
⑥刘毅：《网络舆情研究概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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