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省现代性思潮成为新文化运动“潜流”
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科学与民主”的概括不自觉地遮蔽了得益于西方现代思潮变动而形成的“五四精神”另一重要特质。追求思想解放，固然需要坚持科学反对愚昧，坚持民主反对专制，但这还不够，说到底，它同时还有赖于个人内在的人格力量，所以陈独秀等人又讲“独立自主之人格”与“个性的发达”。然而，因其自身盲目崇拜西方文明与固执于科学万能论，简单否定人的自由意志、情感与良知的价值，实际上却又自我设限，使思想的锋芒钝化了。而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因梁启超诸人的努力传到了中国，并风行一时。站在新的思想支点上的梁启超诸人明确指出：主张思想解放是对的，但须“彻底”，“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原则，不应只针对中国固有文化，同时也应当适用于西方文化，要容许青年“对于中外古今学说随意发生疑问”。故当重新审视中西文化，注重发展民族新文化；提倡科学也是对的，但相信科学万能论却不足取，故当超越机械的人生观，“要求全人格的觉悟”，包括意志自由、个性发展与道德担当，即精神境界的提升。反省现代性思潮实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潜流”。由于它的制衡作用，新文化运动形成了可贵的内在张力，使自己倡导思想解放的内涵愈形深刻。由此彰显的崇尚个性与自尊的“五四精神”的另一重要特质，可以用陈寅恪的格言来概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很显然，陈寅恪这里强调的不是外部的客观条件，而是人内在的境界和尊严。如果我们注意到这是陈寅恪为清华纪念王国维碑撰写的铭文中，赞扬王国维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话，他本人且同情于同属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的白璧德新人文主义；那么，便不难理解，此格言不仅表达了思想解放的精义，而且其命意与情怀，正体现了中西文化、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绝妙融合。
对于“五四精神”的理解，仅限于“科学与民主”是不完整的。形成此种状况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长久以来人们将梁启超等别具个性的不同思想流派都排斥在了新文化运动之外，难免陷于偏祜。近年来，虽不乏有人提及陈寅恪的话，但也只认作后者本人的思想，而与“五四精神”无涉。以今天的认识，我以为“五四精神”的特质应当有四：“爱国主义”、“科学”、“民主”、“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彼此相辅相成。对于前面三项之重要性，人们已经谈得很多了，需要指出的是，若第四项缺失，前者便都有难以做实做大之忧。在近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更好地继承五四遗产，使之助益于民族复兴的伟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