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郑师渠
史学研究所以有不绝的魅力，端在于若摄影然：摄影者通过调整焦距可以捕捉到多侧面的纵深景观，同样，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史家视野的拓展，史学对于历史现象的认知也会愈趋深化。今天我们回眸五四运动，时有新想，是合乎逻辑的。
五四运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95年前的5月4日，北京学生为抗议巴黎和会出卖中国权益，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要求“外争主权，内除国贼”。随着全国学生纷起响应，尤其是6月5日后上海工人加入，这场最初由学生发动的运动，迅速发展成为一场轰轰烈烈和震惊世界的反帝爱国运动，并最终迫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和会上签约。这便是著名的五四运动。当年梁启超曾著文说，“‘五四运动’是民国史上值得特笔大书的一件事。因为它那热烈性和普遍性，的确是国民运动的标本”。它唤醒了国人，迫使列强从此不敢无视中国的民意。梁启超所赞扬的“热烈性和普遍性”，指的是国人高昂的爱国主义热忱；他所谓“的确是国民运动的标本”，是认为五四运动预示中国国民运动发展到了新的阶段。这种认知具有真理性。今天我们强调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的重要转折点，这种判断不仅与梁启超的见解一脉相承，而且明显地深化了。五四运动所高扬的爱国主义精神，也不仅具有“热烈性和普遍性”，历史证明它更成为了此后中华民族追求民族复兴最为深刻的伟力。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说明了这一点；新中国成立后，国人战天斗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使自己的祖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同样说明了这一点。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中国已然是世界大国，但中华民族要最终实现自己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任重道远，仍然有赖于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当是毫无疑义的。
广义的“五四精神”不仅仅包括“科学与民主”
从广义上说，“五四运动”的概念不限于指称五四当日的运动，而与其时的新文化运动等义，故又有“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别称。五四运动爆发后仅三周，《每周评论》上便发表了署名“毅”的文章：《五四运动的精神》。是文最早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一名词与“五四精神”的概念。但是，对“五四精神”最经典的概括，却是出自陈独秀的“科学与民主”。胡适对此曾提出异议，以为不如概括为“一种评判的态度”。胡适的概括自有其创意，但它突出对传统的批判，偏于消极；陈独秀则相反，他的概括自认是新思潮的“两大罪状”，实则树起了两大旗帜，尖锐明快，更显积极，其最终获流行自有必然性。但这里需指出两点：其一，在陈独秀诸人眼里，其时所谓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尤其是它的研究方法，所谓民主也并未超出资产阶级的范畴；其二，陈独秀的概括，反映了当时对18、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理想化的理解。但实际上，随着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日益暴露与社会阶级冲突日趋尖锐，尤其是一战的爆发，19世纪末以降，西方也步入了“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人们开始反省自身的文明，社会文化思潮因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动。其主要取向，除马克思主义外，便是以生命哲学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的浪漫主义，即反省现代性的思潮。前者强调社会制度的变革，后者则指斥机械的人生观使人变成了理性的奴隶，其倡导科学万能论与物质文明，更造成人们精神家园荒芜，物欲横流，尔虞我诈，最终导致一战惨剧的发生。所以，以“科学与民主”概括“五四精神”虽云经典，其对国人的启蒙意义也不容置疑，但它本身却不足以全面概括西方近代文明，尤其未能反映一战前后西方现代思潮的深刻变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