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胜阻认为，改革路径选择的第三个特点是分类指导和整体突破相结合。户籍如何改革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能不能废除户籍？能不能剥离附着的福利待遇？特大城市能不能完全放开？农民能不能在改变户籍的同时放弃土地？在这些焦点问题上路径如何选择非常重要。
辜胜阻说，户籍改革是渐进的分类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要采取“分类指导、因城而异、因群而异”的原则，按城市类型、经济规模和人口特征采取不同的户籍迁移管理办法。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开放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对小城市全面放开，对中等城市有序放开，对大城市合理确定落户条件，对特大城市严格控制，这是因城而异。
辜胜阻强调，公共服务体制的改革是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首要问题。如果没有公共服务，一纸户籍的改变没有任何意义。户籍改革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有调查表明，74％的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放弃农村的户籍，有些被调查的农民工说，户籍改革是政府的一厢情愿。为什么？因为现在农村的户籍含金量越来越高，有宅基地、承包地和各种补贴，特别是土地制度改革，使其含金量更高。而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居民户籍则有对应的养老、医疗、教育、生育、低保、住房保障等与之挂钩。但也并不是所有人都不愿意放弃，所以在户籍改革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坚持自愿的原则。
有一些企业家和专家认为，户籍制度完全没有必要，应该直接用高生活成本或高房价来作为门槛控制特大城市，辜胜阻对此并不认同。他认为，用高房价作为门槛，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国际经验已经表明是行不通的。现在世界上贫民窟的人口有8亿，也就是每四个城市人口中就有一个人生活在贫民窟中。在金砖四国或者五国，巴西城镇化率早就超过了80％，但是它的城镇化是极不健康的城镇化，大量的农民住在贫民窟里。印度也是一样，大城市贫民窟形成城市内部严重的“二元结构”。
“路径选择的第四个特点是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辜胜阻表示，三十五年前改革的难点是观念革命。那时是“财富越多越资本主义”，连农民在自留地上种农作物、养猪养鸡都被认为是 “资本主义的尾巴”，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要打破“财富越多越资本主义”、“越穷越光荣”等观念的束缚。
辜胜阻表示，在三十五年后的今天，改革的难点则是利益调整，这要靠顶层设计。当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涉及面宽，触及利益层次深，风险比较大，改革难度越来越大。我们在改革中要防止改革设计的 “碎片化”，要防止改革目标“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化”，要防止推动主体的“部门化”。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就是要应对这些问题。
“过去三十五年的改革，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 ”辜胜阻说，过去三十多年，第一个十年是农村农业的改革所创造的制度红利，第二个十年是国企改革的 “黄金十年”推动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第三个十年主要是加入WTO以后 “开放倒逼改革”的十年。未来十年的改革就是要重新塑造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加快政府自身的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深化土地、金融等要素市场的改革。（记者 谢雅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