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共服务供给
21世纪之初，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把农民工子女纳入当地义务教育体系中，主要由地方公立学校接收他们就读。这代表着官方在农民工子女权利方面政策的巨大变化。这一政策的实施得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双方的财政支持。然而，农民工子女到城市公立学校就读仍然面临各种困难。
政府关于城镇医疗保险项目的政策是所有人都可以加入的，但雇主往往不愿意为农民工投保，因为这会增加雇主的支出。大部分农民工加入的是新农保。然而这些人在城市医疗机构就医时很难享受农村医保的即时结报，参保人需要先在城市医疗机构垫付医疗费用，然后趁节假日回到投保地向农村医保项目申请报销（孟等人，2012）。但很少有人有耐心为拿到报销款等好几个月。
降低就医门槛的政策需要与控制就医费用的措施相配合——这不仅有利于农民工，也造福所有城市居民。从2007—2010年，医疗开支的实际年均增长率约为15％，而GDP的年增幅约为8％。随着政府扩大医保覆盖面并向医疗系统拨款以降低就医门槛和患者看病费用，医疗部门在政府公共开支中占据的份额也呈增加趋势。
养老金覆盖范围在过去5年来显著扩大，但如何将农民工、自谋职业者和非正规部门就业者纳入养老保障体系仍然是个挑战。要实现养老保险的异地转移、保障适度和财政可持续性，必须推进系统化改革。
住房供给
按照国际标准，中国城市户籍家庭的自有住房率非常高。城市中约84％的家庭住在自己所有的房子里，这主要是由于在20世纪90年代，政策允许单位住房的居住者以极低的价格买下其所住的房屋（①Man、郑、任,①2011）。相比之下，农民工在城市拥有自己住房的比例仅为10％。目前人们拥有品质住房的最大障碍，是经济承受能力，而不是居留权。从1999年到2010年，城市地区的房价翻了一倍，而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房价涨了5倍以上，这令很多人买不起住房（①Man、郑、任,①2011）。研究显示，在广州、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购房并无太大政策差别（李，2012；黄、江，2009），意味着户籍因素对买房的影响低于收入因素。
正规和非正规房屋租赁市场为住房提供了重要来源；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加，租住市场的重要性在提高。在正式设立的政府住房项目之外，大量低价房以集体住房（例如雇主提供的员工宿舍）、“城中村”私人出租房的形式供应给个人。通过政府保险和支持来扩大抵押贷款和住房租赁市场，有助于提高住房自有率。中国整体抵押贷款规模一直迅速增长——消费贷款在人民币借贷总量中的占比在1999年为1．5％，到 2013年 6月提高到 13．3％（PBOC，2013）。但贫困家庭——特别是农民工家庭——难以获得贷款。私人和公共金融机构可以帮助更多的中国人买得起住房。
农村地区的服务供给
在中国，城镇地区比农村地区的居民更容易享有服务，服务质量也更好。尽管城镇地区也需要采取行动，但仍有必要向那些留在农村地区的人继续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否则农村居民将为了拥有更好的服务（而不是寻求更好的经济机会）而涌入城市。
公共服务的需求、资源、目标和社会价值在中国各地普遍存在差异。一座城市的所有居民应该得到平等服务，但不同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居民可以配置不同的服务，政府必须完善现有政策，处理这些问题。
（标题为编者所加，本项研究由中国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共同组织实施。本课题的总负责人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和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SriMulyaniIndrawati，执行负责人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韩俊，世界银行中蒙局局长KlausRohland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首席经济学家 BertHofm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