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年轻人对知识的认知通常“晚熟早衰”
北青报：要怎么改变这种状况呢？
陈晓明：大学还是要以经典阅读作为基础。但现在的经典阅读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像应付式的，越来越像课程式的阅读。不像我们那个年代，是那么的充满着敬佩，深深地投身其中。现在的年轻人对知识的认知会有一个延后的成熟期。有人说现在的女性34岁才成熟，男的要43岁才成熟，这有点夸大。但我们关于整个知识的成熟变得越来越晚了，变成一种晚熟了，晚熟又早衰。
北青报：您在大学里就开过经典导读课？
陈晓明：对。学生打基础阶段一定要建构一个比较完整的经典的知识谱系，而这套谱系是不能够随便摧毁的。如果说你都可以怀疑《红楼梦》要不要读，后面你什么都可以怀疑了，最后你就根本不知道读什么了。
视听文明让书写文字受到排挤和挤压
它的存在变得更加坚韧更加必要
北青报：你还提出一种说法，就是“剩余的文学性”？
陈晓明：我们不再像20世纪那样文学在社会历史中占据中心地位。今天我们进入一个视听文明时代。在它的主导下，书写文字受到了某种排挤和挤压。它的存在变得更加坚韧，变得更加必要。今天的文学写作者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难。文学史留给作家的已经非常有限，大家都在挑战这种极限。今天的读者需要足够的耐心与足够宽广的胸怀去容忍剩余文学，去体味剩余的文学性，这才能让我们的文学生命传承，能够在你的精神世界中找到一些慰藉。
微信是一种对文字的重新拯救
北青报：您觉得微信对文学是一种拯救？
陈晓明：这个问题很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讨。我说微信对文学的表达有一种“拯救”的帮助。微博一开始的定位是面向社会，公众化、社会化，微信用于朋友之间的交流，而且很多是一个私密性的交流、一种信任的交流。有时候用微信跟一个朋友交谈，像面对面坐着。我可以没有看到朋友，但是我们都同处在一个圈子。所以，我突然觉得微信既是一个非常后现代的、电子化时代的东西，又是非常前现代的东西，它使我们每个人能够回到一种内心，能够和朋友潜心交流。
北青报：对中国文学的未来有什么期待？
陈晓明：上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走向世界的文学，我们把他们称之为先锋派。但莫言和贾平凹突然间出来，这几个作家太强了，把中国文学一拉，拉回到传统。所以，“50代”这些作家在整个90年代推动了中国文学回到本土，回到乡土。余华、苏童、格非他们转化成个人写作，他们放低了搞现代派的冲动。这样一个变化一直持续到21世纪，整个中国的乡土文学因为出现了几个大师，于是中国文学往乡土、中国历史叙事、个人的经验的道路奔跑。一下达到一个高峰。在这个高峰上，中国一直没有完成一个现代主义的，和西方现代、当代的文学经验的一个连接。
这个任务“60代”作家没有完成，落到了“70代”的身上。对这一代作家来说，他们一直在完成一个中国和西方文学、现代文学对话的东西。怎么真正把中国文学的经验和西方文学的经验交融在一起，产生一种新的质变？70后们才四十多岁，门罗写《逃离》时70多岁。现在的文学创作已经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你很难预料有一代的作家他们在50岁、60岁会做出什么东西。所以，对“70代”作家我是看好的，我觉得中国文学的一个非常大的裂变要从他们这里产生出来。
文/本报记者 罗皓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