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政治遗产
《华夏时报》：能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与邓小平个人经历、政治沉浮不无关系，你在书中也提到他的家庭背景和留学生涯，只是篇幅太少，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你有意忽略了“邓小平的革命者生涯”，直接进入到“邓小平的改革成就”，而中国的改革又是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互为因果的。
傅高义：邓小平与毛泽东有很大不同，他在外国待过，在法国待了五年，在苏联待了一年，所以他对西方国家的了解，比毛泽东多很多，也不仅仅是一两年的事，而是有了很多实际体验，我认为那段时期对邓小平很重要。
还有邓小平出生于地主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用今天的话说他属于“小资”。16岁时他到法国本计划半工半学，但当时法国很多军人回到工厂，外国人很难找到工作，加之经济不景气，大量生活在底层的人陷入贫困中。邓小平和其他一些留法学生非常同情劳动人民，也看了不少材料，开了很多会议讨论世界的局势，包括马克思主义。他们发现马克思理论的确与自己的经验是符合的，为了改变中国，共产主义应该是合适的。
《华夏时报》：中国的改革开放，邓小平究竟做了哪些具体工作？他是如何突破阻力而没有导致大的分歧？
傅高义：这与邓小平的个人魅力有一定的关系。但改革开放不只是他一个人考虑过，很多老干部也考虑过。我认为华国锋与毛泽东的做法还不是完全一致，他的确想现代化。邓小平的作用是处理政治情况和过渡时期的工作。
邓小平了解外国发展，1974年去联合国以后访问法国。邓小平认为为了要改革开放，需要更广泛的人多了解外国的发展，中国是多么落后，尽管很多中国人觉得自己发展很快，但1975年欧洲发展更快。
1978年前，中国派了很多代表团到国外考察，比如日本、东欧等，这些代表团看了这么多国家的现代化，对他们一定有所影响，中国改革开放应该走什么路，怎么现代化，在当时还是有共识的。
在改革初期，那些既得利益者非常抵触改革，他们怕市场的发展，怕计划经济被取代，很多人也担心市场经济会动摇社会主义基础。
邓小平的策略是不讨论，他是在保证政治稳定的基础上推动了中国的逐步开放。
提高透明度尤为关键
《华夏时报》：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没有多大变化，他的直接影响仍在继续，你认为我们是生活在“邓小平时代”还是“后邓小平时代”？
傅高义：不好说这是“邓小平时代”还是“后邓小平时代”，邓小平推动了中国经济改革，但还有许多难题要克服。
《华夏时报》：你觉得考验目前领导人的政治智慧是什么？
傅高义：中国不搞改革很危险，如何继续推动改革当然需要勇气，因为中国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既得利益群体，他们必定会阻碍改革，但不改革问题会更大。目前腐败等问题已经影响到共产党的权威，如何提高透明度就尤为关键。
《华夏时报》：如果邓小平健在，你觉得他会做什么？
傅高义：他会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其实他在位的最后几年，已经在思考这个问题了。
《华夏时报》：是否意味着推动改革，政治强人非常重要？
傅高义：在过渡时期，需要威权主义者，因为他能突破老的制度走新的路，所以需要有权威的领导者。而社会比较复杂，我认为不仅仅是中国，几乎所有转型国家都需要走法制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需要在法治下的次强人而不是强人。
《华夏时报》：你认为中国企业家和知识分子在未来将扮演什么角色，能否成为推动社会转型的力量？
傅高义：目前中国企业家很难成为推动社会转型的力量，但他们部分也在促成NGO等民间组织的发展，以后会一步步扩大，但目前我看不到改变社会弊端的力度有多大。
在30年前，美国有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大学会有很大的吸引力，如今很多人不这么看了。目前中国知识分子的待遇和社会地位还非常低，尤其是大学的文科教授，他们的收入与社会财富的增长完全不匹配，也就难以在学术和文化上去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