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大跃进与乡村治理
城市化大跃进的总体性后果目前尚没有充分浮现，但是浮现出来的部分已经足够惊人。就城市自身来看，它的疯长并没有使它的宜居性改善，相反，无限度的扩张和大拆大建，使城市本身陷入了难以摆脱的严重困局：建筑物的数量和房价、“蚁族”的数量一道攀升；大量的“花园小区”伴随着“社区”的荒漠化和孤立孤独的生活；保安、防盗窗和电子监控器的密布并没有带来安全感的增强；越来越宽的马路充斥着越来越多的车辆，造成越来越拥挤和危险的交通状况；“生态城市”的鼓噪与生态的破碎化和自然的丧失同时进行，以至于热岛效应和“雾(霾)岛效应”越来越显著，如此等等。
如果把使人异化和受难的各种力量都理解为广义的暴力，那么应该承认，在21世纪的中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暴力的深度和广度突然加大了”[7]。因强拆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自焚事件不过是直接暴力的极端体现。而正是由于广义的暴力已经令人难以容忍，才推动着大量有条件的城市精英向海外移民。这也就提醒我们，相应于乡村治理，当今的中国实际上也存在着“城市治理”的论域，城市治理的危机其实也非常严重。至于它对乡村和乡村治理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和归纳。
首先，当城市成为信仰和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唯一福地，乡村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也就会自然地弱化，甚至丧失，试图维持和增进乡村活力的举措将显得多余，甚至被看做“逆历史潮流而动”。通过各种各样的“战略”、政策或规划来人为地加快乡村的消失，也就会被看做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应有举措。与此同时，乡村居民以及它的各种精英向着城市的大量迁移，也就在客观上弱化甚至抽去了乡村治理的主体力量。总起来看，当乡村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被不断地瓦解，作为实体的乡村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乡村治理本身的必要性，以及达到“善治”的可能性，也就会大大降低。
其次，考虑到城市化大跃进主要表现为圈地和土地的城市化，表现为城市的扩张及其对乡村的蚕食、直至消灭，而不是乡村本身的自然演变或渐进性城市化，那么圈占、蚕食和消灭的过程也就意味着人为地加剧矛盾、制造紧张和对立的过程，它必然引起抵抗。回顾新世纪以来乡村治理的困境，它的表现领域、形式和原因固然多种多样，其中不乏乡村社区自生的部分(比如个体化导致的村庄内部关系的淡漠或紧张，人口流出导致的村庄空心化和社会生活障碍，以及社会治安的恶化)，但是必须承认，如同土地问题引发的大量群体性事件所显示的那样，作为推进城市化大跃进的主要手段的圈地运动和村庄吞并浪潮，才是乡村社会面临的最大危机，也是乡村治理中最核心的危机，它加剧了乡村社会的不安定。
当然，也应该看到城市化大跃进之于乡村治理的“正效应”。就那些通过圈地和行政区划调整推动的变相圈地——包括县(市)改区、乡镇改街道、村改居，以及“大村制”、“三集中”，甚至“土地整理”，诸如此类的措施固然有统一规划、节约和集约利用土地的良好用意，但实质上完成了以整体推进的方式对农民土地的一揽子剥夺——而消失或被消灭了的乡村来看，“乡村治理”问题就成了过去时，通过“消灭农村”来“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企图也就达到了目的。只是难以预料，消失了的乡村治理是否会转化为“城市治理”必须要面对的问题。那些失去了土地和家园的“三无农民”、“前农民”或城市的边缘人，将如何面对必将到来的低增长阶段，以及有可能出现的经济危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持续了二十年的城市化大跃进，已经让中国的人类居住区——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之中。它对一部分人来说是真正的生存挑战，对乡村来说是确实的人为扰乱，对中国整体来说则意味着文化甚至文明的变异。为什么说它是文明的变异？虽然21世纪的“中国文明”还没有定型，但是从已经侵入它体内的某种病毒来看，已经具有显著的、我曾经称为“贱农主义”[8]的反自然的特征。
认清和牢记这一点非常重要。面对“新型城镇化”这一新的课题，为了防止它演化为新一轮的城市化大跃进，防止对“家园”的建设和改造变成破坏，必须彻底放弃把“经济”的尺度当做唯一衡量尺度的做法，同时确立起自然的、人性的、生活的和社会的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