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信仰的形成
既然如此，那么在当今的中国，为什么“做大做强派”能够大行其道？为什么“更美好”的说法会获得高度认同？这里从三个方面来寻找城市信仰形成的社会条件。
“更美好”说法的社会基础，应该是城乡分治的二元社会结构及其造成的巨大的城乡差距。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制度和政策的城市偏向，使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在资源分配、就业和发展机会、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许多方面远远优于乡村，而乡村及乡村居民的发展的权利、机会和可能性都受到严格限制。人们都承认，这种不平等的制度和政策带来了当今世界最大的城乡差距，是需要消除或缩小的，但是却没有意识到它的另一个历史后果，也即对于中国人的城乡观念的扭曲：由不平等的制度导致的“优”与“劣”，反而被当作城市天然地优于乡村的逻辑起点和现实根据，现代化就等于城市化，城市等同于发达、文明、进步，乡村则显得贫困、落后，甚至愚昧。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历史经验变成了历史规律，集体体验变成了普遍真理。而“更美好”的宣言不仅完成了对于不平等制度的追认，也实现了对不合理现状的再定义和强化。进而，通过将它布置为中小学生“命题作文”的形式，通过“让农民过上城里人的生活”的反复宣传，当然也就进一步强化了年轻一代的中国人，以及作为城市化所“化”对象的农民对于城市的迷思、迷恋和迷信。
关于城市信仰得以形成的政治动力，则来自于发展主义意识形态。这方面已在学术界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也曾有学者专门论述[4]。我所要强调的是，发展主义并非当今中国所独有，中国的贡献或“创新”之处在于把发展主义推到了极致，从而也就滋生出中国独特的城市信仰和大城市崇拜。对此需要展开来论述。
作为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的信念”[5]，发展主义本身是欧美现代化的产物，属于现代化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被当成后发国家完成现代化的手段。由于后发国家摆脱贫困和实现“赶超”的需要，对发展或“开发”(对应Development的另一个译词)的强调通常更加明显，并基于不同的发展战略和推进手段，形成了“东亚型”的和“拉美型”的发展主义[6]。
而在当今的中国，由于“落后就要挨打”的近代史情结更为牢固，通过经济增长维持制度合法性和社会稳定的需求也更高，对“发展”的追求也就更为迫切和执著。这也就使得发展主义的中国版或者“中国型”的发展主义——正式形成是在1992年以后——呈现三个特征。一是至高无上性、排他性都更加突出，“发展”成了宗教，是压倒其他一切道理的“硬道理”，它的许多恶果只被轻描淡写地说成“发展中的问题”，强调“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解决”。二是对速度的追求异常明显，演化为发展焦虑症，“发展太慢等于不发展”，“以快发展为荣，以慢发展为耻”，“跨越式”、“超常规”、“又好又快”等等，都是反映这种发展焦虑症的典型说辞。三是对高速发展的追求具有不择手段、不计代价、不顾后果的特征，“宁可毒死、不愿饿死”，“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之类的宣言或主张，都是例证。也正是由于这些特征，特别是它的第三个特征，原本具有“正能量”的发展主义也就更多地释放出巨大的破坏性，甚至毁灭性。
正是在极端的发展主义的驱动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了迅猛的城市化浪潮。如果说经济增长或GDP的增大成为衡量“发展”的首要指标，城市的扩张也就同招商引资一道成为最有效的捷径。因为城市的聚集效应意味着更快的经济增长和更大的经济规模，通过圈占土地和“经营土地”来推动地价和房价，从而推动GDP和税收——土地财政——的增长，通过城市大跃进来为经济大跃进注入新的动力。于是“规模效应”广受追捧，“做大做强”成为风潮。
当然，仅仅注意到制度派生的观念和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还不够，还必须关注催生城市信仰的第三种力量，也即巨大的利益驱动。利益本身强化着观念，也驱动着资本和权力。对利益和利益主体进行必要的分类，就会看到，这里的利益既包含发展主义所强调的国家或区域层面的、“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公共利益，也包含着政府和政府部门的利益、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以及资本或房地产商人的利益，甚至作为城市化大跃进的鼓吹者、为“做大做强”或“规模效应”提供“经济学依据”的专家学者们的利益。
如果进一步追问，究竟哪些利益主体或群体才是城市化大跃进的最明显的获益者、同时也是它的最小代价的承受者，答案将会非常明晰。高达30万亿元人民币的“土地差价”，无数宏大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一些负责相关决策、规划和执行的官员向着千万元级甚至亿元级“贪官”的进化，众多的地产大亨和生产企业的房地产化，以及获得了大量相关的“横向课题”经费(以至苦于“花不了”或“无法花掉”)的专家学者，如果不是故意地回避这些现象和群体，而是让其自然地进入我们的视野，也就能够洞悉城市化大跃进的最大秘密。
这样说无意否定当今中国城市化的公益性或“历史必然性”，而是要强调它的高速城市化的另一个特征，也即整体“发展”和个体“发财”的结合、“政治人”和“经济人”的结合、“学术公器”和“学者私利”的结合，是要强调冠冕堂皇的政策包装、温馨诱人的广告宣传、无知无畏的学术话语中包含的个人动机。总之，公益性只是赋予了城市化以一定的合法性，私益性才使城市信仰更加坚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