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兼和易中庸”的革命性
“天人五论”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才出版面世。此后，张先生早期哲学思想受到了学界的重视和高度评价，同时也受到一些质疑，比如“以‘兼和’代‘中庸’”的思想，就有人持不同看法。对此张先生曾多次作出回应，坚持其一贯的辩证唯物论哲学立场。
1987年1月他在《天人简论》的“又记”中说：篇中“提出以‘兼和’代‘中庸’的观点，自审尚非过时。”（《全集》第3卷，第216页）在1989年写的《八十自述》中，他谈到了独抒己见的六个哲学观点，其中之一就是“主张以‘兼和’易‘中庸’”。他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提倡中庸是必要的，但专讲中庸，往往陷于庸俗。我以为中庸作为原则不如‘兼和’。兼者兼容众异，和者包含多样而得其平衡。兼和可以引导品德事业日新永进而不陷于停滞”（《全集》第8卷，第602页）。
张先生肯定“中庸观念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全集》第5卷，第422页），但又认为“不能把‘中庸’看做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因为“‘中庸’观念包含着一种认识，即许多事情都有一定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就和没有达到这个限度一样，这就是‘过犹不及’。有些事情，确实如此，如饮食衣着以及睡眠之类，确实是‘过犹不及’。但是，许多事情的限度是随时代的演进而改变的。……在历史上，在一定的范围内，超越传统的限度，往往可以实现巨大的飞跃。如果固守‘过犹不及’的中道，就不可能大步前进了。”（《全集》第6卷，第225页）众所周知，张岱年先生是最早提出以《周易大传》中的两句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在他看来，“‘厚德载物’即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这与‘和同之辨’有一定联系。……厚德载物有兼容并包之意”（《全集》第6卷，第223-224页）。也就是说，他认为“兼和”之德比“中庸”更能反映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其实，“兼和”不仅有“厚德载物”之义，而且同时包含着“自强不息”的思想在内，强调“和实生物”、“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久者一之纯，大者兼之富”、“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这种生生、日新、富有而一贯的思想不就是“自强不息”吗？所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义还可以用一个更加精严的哲学范畴来概括，它就是“兼和”。
“兼和之为德也，其至矣夫”
什么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主静”，是“中庸”，是“和合”，还是“兼和”？张先生的回答很明确：“兼和为上。”他在晚年总结自己平生学术要旨时一再重申这个价值论的命题，强调兼和是“最高的价值准则”，也即是说：“兼和之为德也，其至矣夫！”他的看法与孔子有所不同，但与孔子“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亦可相通。我们可以说“兼和为上”就是张先生的晚年定论。
据刘鄂培同志记述，1999年6月9日，他曾当面请教张岱年先生：“兼和是您的文化观‘综合创新’的哲学基础，是您的治学和待人接物之道，是您的哲学中的精髓。”张先生回答说：“你解释得很对，现在还很少有人是这样来理解我的哲学的。”刘又问：“以兼和思想作为贯穿在您的哲学和文化观中的核心思想如何？”张先生说：“可以这样。”（陈来编《不息集》第71页）这段记述可以印证“晚年定论”之说不虚。
张岱年先生的“兼和”理论是20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大创获。从形式上看，它是对中国传统“贵和”、“日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中庸”停滞、保守思想的纠正，也是用典型的中国风格的民族语言表述出来的。从理论实质来看，它以“永恒两一”即对立统一为内在精神和价值标准，是唯物辩证法的中国化。它是接着中西辩证法思想传统讲的，但其问题意识却是来源于现实生活，比如对“五四”后中国思想界三大思潮对立互动形势的关注，对抗日战争中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关注。张先生曾深刻地指出：“凡物之继续存在，皆在于其内外之冲突未能胜过其内部之和谐。如一物失其内在的和谐，必由于内部冲突而毁灭。生命之维持，尤在于和谐。如有生机体之内部失其和谐，则必致生之破灭，而归于死亡。人群亦然，如一民族内部斗争过甚则必亡国、灭族。”（《全集》第3卷，第194页）显然，这是以哲学的方式表达了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定支持。应该看到，在历史新时期还会出现许多新问题和新矛盾，对这些问题和矛盾要具体分析和具体解决，“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的“兼和”辩证法也会随着历史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表现出自己强劲的生命力。
历史地看，张岱年的“兼和”论与毛泽东的《矛盾论》，可以说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双璧”，都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二者完全可以互相发明，互相补充，互相辉映。特别是在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要任务的今天，《矛盾论》的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兼和”论的价值指向和方法论意义更加值得重视，我们为现代中国能够产生这样广大悉备、深刻精微的辩证法理论而感到庆幸和振奋。
凝道成德 学行一致
在张先生那里，“兼和”不仅以理论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还表现为其治学和待人接物之道。这就是冯契先生所说的“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都必然会表现出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凝道成德”、学行一致的品格。
创建“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中西马“三流合一”的新综合哲学之所以可能，建设和发展“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来综合中西文化之所长”的中国新文化之所以可能，除了要有追求真理的诚心之外，还要有尊重人类文明的一切智慧成果、力求“连一切‘见’，去一切‘蔽’”、“兼取众长而相资互益”的眼光、胸怀和思想境界，正确处理坚持“一元主导”和“兼容多元”的关系，而与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学问上的“兼和”之道不仅表现在张先生的学术成果中，而且表现在其治学过程中的方法运用上，可以看出，他是力图把“方法论上的多元主义”真正落到实处。
“兼和”的德性表现在张先生之立身处世、待人接物上，则是大家都能亲切感受到的谦虚、宽和的美德。陈来编的《不息集》一书，保存了他的同事、朋友、学生、亲属写的大量真切感人的文字，生动地记述和发自内心地盛赞了这位当代哲人忠厚慈祥、宽容豁达、谦虚谨慎、平等待人、无私扶掖后学的人格风范，用许多真实故事和具体事例诠释了他的“兼和”品德，我们读后都深受教益。
汉语中“兼”与“谦”通。古代文献中首次出现“兼和”一词是在《管子·五行》篇：“通天下，遇者兼和。”张佩纶说：“兼当作谦。《说文》‘谦，敬也。’言以谦且和，故能服诸侯合天下也。”李勉在《管子今注今译》中也说：“兼与谦通，谓与所遇者皆谦和待之。”《管子》中的“兼和”一词还没有“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的现代涵义，但从人的处世之道来说，兼容多端包括认真听取不同意见要有虚心、宽容的态度，兼容众异且能达到平衡与和谐更是一种大智慧，是很高的人生境界，显然，只有具备谦和品德之人才能达到这种智慧和人生境界。
张岱年先生深刻地认识和把握了“兼和”之道，在他那里，这种认识已经“凝道成德”，内化为其道德人格和观察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待人接物的行为方式，而这一切表现出来又都是自然而然、不待勉强的。因此，张先生成为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兼和”哲学的首倡者和身体力行者决不是偶然的。我们今天纪念张先生百岁诞辰，最好的实际行动就是学习他的“兼和”思想与品格，提高思想境界，努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发展添砖加瓦，略尽绵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