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原院长、研究员 方克立
今年5月23日是张岱年先生百岁诞辰纪念日。他老人家离开我们刚刚五年，其“刚毅木讷近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格风貌仍清晰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当然，更加值得珍视的和将在历史中产生久远影响的则是他给我们留下来的思想遗产。
“兼和”思想贯通两大成果
张岱年先生是20世纪中国好学深思、最有远见的哲学家之一。他在青年时代就确信辩证唯物论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始终牢牢把握这一时代精神的精华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把它与民族精神的精华以及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哲学研究、文化研究、国学研究（特别是其中的中国哲学研究）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的贡献，有力地推动了当代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发展。
张先生给我们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最重要的有两大成果：一是他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创立的“天人新论”哲学体系，二是他在八九十年代所着力阐明的“综合创新”文化观。而贯穿于两大成果中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兼和”。张先生总结自己“平生致思试图加以阐明的基本观点”，把“兼和为上——兼容多端而相互和谐是价值的最高准衡”（《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410页）当作一条重要的原则，就鲜明地表现了其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基本倾向。
“五四”后中国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三大思潮并存的格局，许多人只看到它们之间的分歧和对立，互相批评、激烈论战、“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一面，而张申府、张岱年兄弟却同时看到了兼综三者之所长，创造一种“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列宁、罗素、孔子，三流合一”的新综合哲学的可能性。张岱年四十年代写的“天人五论”（《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和《天人简论》），就是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和主导，吸收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改造并重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道德理想主义，而建立一种“新综合哲学”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初步尝试。由于当时国家正在艰难之秋，受种种主客观条件限制，他的这一工作并没有完成，“大纲仅具，论证未晰”，但它已为中国现代哲学开启了一条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宽阔道路，对后来者极富启迪并预示着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方向。
上个世纪最后二十年的文化大讨论，是“五四”以来历次文化论争的继续和延伸。自由主义西化派坚持认为“现代化就是西化”、“全球化就是西化”，文化保守派提出了“复兴儒学”的口号，此外还出现了“新启蒙”、“西体中用”等文化主张。耄耋之年的张岱年先生再次挺身而出，于1987年正式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强调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指导下，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来综合中西文化之所长而创新中国文化”，成为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派的一面旗帜。在各种文化主张中，“综合创新”论也成为最有力地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一种主流文化观点。
显然，不论是张先生早年创建“新综合哲学”的尝试，还是他晚年倡导的“综合创新”文化观，都有一种哲学观念作为理论支撑，作为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根据，这种哲学观念就是他的“兼和”论。
“兼和”范畴形成过程
“兼和”是张先生根据唯物辩证法的根本精神，吸取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而独创的一个哲学范畴。他在三十年代关于中国古代辩证法、“创造的综合”和“方法论上的多元主义”等论述中已有“兼和”思想的萌芽，从他四十年代写的“天人五论”中则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新哲学范畴产生和思想成熟的过程。
在1942年写的《事理论》中，张先生首先提出了“兼体”这个概念。“兼体”与“单体”相对，“单体即内中不含物体之物体，兼体即内中含有物体之物体，即由较小之物体构成之物体。物体中含物体，可有多层，皆为兼体。兼体有简与赜之不同”。也就是说，“兼体”是一中有多之物体，即内中包含着矛盾和或简或繁之多样性的物体，它是一与多的统一。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这可以说是张先生“兼和”思想的一个本体论根据。兼体与单体之辨实蕴含着古代“和同之辨”的要义于其中，即兼体是“和”，单体是“同”，将二者区分开来还是有实质意义的。
在1944年写的《品德论》中，张先生又提出“兼”、“和”、“通”、“全”四个互相关联的概念。他说：“品值之大衡曰兼，曰和，曰通，曰全。合多为一谓之兼，既多且一谓之和，以一摄多谓之通，以一备多谓之全。兼和通全四者，其指实一，直所从言之异尔”。四个概念都用一多关系来界说，是从不同角度来讲多样性统一的问题。他又说：“兼和通全，亦即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既富且多，复相顺而一贯，是谓之兼，亦谓之和，亦谓之通，亦谓之全。”富有言其大，日新言其久，可久可大则有相顺一贯之发展。张先生虽然是从“价值之准衡”的角度提出问题的，但同时也深刻地阐明了以对立统一为核心的辩证法的宇宙发展观。兼、和、通、全首先是宇宙自然之理，人知其然后才能在行为中自觉选择，把它当作当然之则。所以他又说：“自然恒有二方面：一方面兼而和，一方面别而乖。扩充其兼而和，以克服其别而乖，即由自然归于当然。”人掌握了宇宙发展的辩证规律，就可以在实践活动中自觉地“扩充其兼而和，以克服其别而乖”，这就是所谓“由自然归于当然”。
在1948年写的《天人简论》中，张先生把上述思想进一步概括、提炼、升华为“兼和”范畴。核心范畴的形成使“兼和”哲学臻于成熟，并在宇宙观、价值观、方法论等方面展开了其丰富内容。
首先，他将“兼和”范畴简明地界定为“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准确地表达了多样性统一的含义。张先生明言“兼和”范畴是对中国古代重“和”思想的继承（“简云兼和，古代谓之和”），而古代重“和”思想的精义在于尚“和”去“同”，主张“和而不同”。如西周末年的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国语·郑语》）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都是强调“和”是多样性的统一。“兼和”范畴可谓深得中国传统重“和”思想之精义。
其次，作为宇宙发展原理和最高价值准则的“兼和”，其伟大的作用、功能和价值意义就在于“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这是对“和实生物”、“如无和谐则新物不成”（《全集》第3卷，第194页）的生动说明：因多样性统一才有新事物的产生，因生生而日新，因日新而富有，因生生、日新、富有而有可久可大、一以贯之的永续发展。所以他又说：“惟日新而后能经常得其平衡，惟日新而后能经常保其富有。”“兼和”范畴的创造性、多样性、统一性特征集中表现在“生生”、“日新”义上。
再次，他提出“以兼和易中庸”的命题，突出地体现了“兼和”辩证法的彻底革命精神。由于“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是在日新发展中的一种动态的平衡，而不是无条件的绝对平衡和停滞不进，所以张先生又明确提出：“古昔哲人常言中庸，中庸易致停滞不进之弊，失富有日新之德。今应以兼易中，以兼和易中庸。”他并不否认“执中”、“适度”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但不赞成把“中”和“度”绝对化，使之成为阻碍事物永续发展的限制，因此主张以具有“富有日新之德”的“兼和”来取代“中庸”。这是他用唯物辩证法来改造、提升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个典型范例。
以上是张先生在四十岁之前所达到的思想境界和水平。作为一个掌握了“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和时代精神的精华的青年哲学家，其独立思考的成果在当时虽不为人们所知，但却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些理论思考甚至是很超前的，对后人亦有所启发。比如，他关于“兼和通全”、“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的精湛思想，在我们今天看来，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联系今天面对的种种问题和矛盾，我们也可以说“兼和”之道就是日新富有、可久可大的科学发展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