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提及您的选译本最显著的特色是对历代注解的翻译。古往今来，《庄子》的评注者甚多，您选择评注者有何种标准？
任博克：我的标准是：围绕原文本选择不同的声音。首先，我没有翻译那些从儒家、佛家、内丹学等出发，发挥自己思想较多的注解。这些虽然也很重要，但译本没有足够的空间去对其彻底发挥。其次，在原文本范围内，我尽量选择看法不同的注解，越不同越好。
记者：早在理雅各译《中国圣典》时，便提出《庄子》中哲学观念无法在英文中找到相应词语翻译的问题。安乐哲也提出了中英文观念的不对等性问题。在翻译《庄子》的具体实践中，您如何看待并处理这类问题？
任博克：在这方面，我非常同意安乐哲的看法，我们面对翻译时，都非常小心。我们不可能在英文中很快找到中文的对等词语，这种词语根本不会存在。在这种状况下，翻译的最基本单位不再是词语，而是一个语句、一个意境。
因此，我在翻译时，注重对《庄子》文脉的把握。依托文脉，同一词语在不同语境中不一定使用同样的英文翻译。但同时，我也会在脚注中作出提醒：这在中文原文中实质是同一词语。英语读者能够感受到：这似乎跳到另一个问题了，但在原文中实质还是同一个问题。作为补充，译本最后的术语表对原文中的重要观念、有特殊用法的关键词语进行了注释，如“生”“成”“知”等，因此读者会对这些词语产生更为明晰的理解。
记者：西方汉学家在进行研究时，研究角度及研究方法与中国学者存在较大差异。请问，您对中西方的研究观及研究方法有何看法？
任博克：中西方可以做更细微的划分，欧洲与美国不同，大陆与港澳台不同。我简单谈谈中国大陆学者与美国学者之间在研究上的异同。大陆学者，尤其是研究儒家和道家的学者，传统意识与正统观念较重，有时很难从传统中跳出来反观文本。他们也使用西方理论及方法进行发挥，但很多时候还是没能转出传统的阐释圈。
这里不是说不要注重传统，传统的整个文脉非常重要。我是说，在重视传统的基础上，可以更具创造性。佛学传统出现过断层，因此解释时反倒有可能在注重文脉的基础上作出有新意的发挥。我很欣赏中国佛教天台宗的研究学者，如吴宗伟等，具有创造性。但这种创造性有利有弊，有时会显得不够稳健。
现在的美国汉学尚属于初级阶段，或更早期的阶段。中国文化如此博大精深，大量重要著作尚未被译为英文。因此，我们做理论研究还太早，显得不是很成熟稳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