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教化是移风易俗主要方式
治民之道，自古有法治与礼治之争。法治可立竿见影，礼治则见效缓慢，当以何者为优？汉人最初选择法治，法治一度成为主流，地方官员也多有以威猛之政统治民众的，如陈留令刘豫、冠军令驷协等，“以刻薄之姿，临人宰邑，专念掠杀，务为严苦，吏民愁怨” 。严酷法治仅能收一时之效，而不能长治久安。正如司马迁所说：“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
孔子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主张以礼乐而非法制，作为经邦理民、移易风俗的达道。赞同孔子之说的官员也随处可见，他们身体力行，成效逐渐显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朝野的共识。
礼乐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周易》贲卦的彖传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人文”，是以诗书礼乐教育民众，化成天下。《礼记·乐记》说：“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行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礼乐是教化万民的灵魂，政是推行礼乐的工具，刑是确保礼乐教化施行的手段。
两汉士大夫尊奉礼乐教化的信念，亲力亲为，移风易俗，最终达到大治的境界的成功范例，两《汉书》中屡见不鲜。
颍川是出名的难治之地，朝廷常常选择优良的官员去做二千石的太守。最初，赵广汉做太守时，痛感“其俗多朋党”，便鼓励民众相互告发。一时之间，局面似乎得以安定。但是，民众彼此结怨，埋下更大的隐患。韩延寿任颍川太守后，决定“教以礼让”，他从郡中长老中选择口碑很好的几十位，设下酒宴，诚意款待，以礼相接，询问当地谣俗与民间疾苦，亲自为他们讲解消除怨恨、彼此和睦亲爱的方法，得到了长老们的认同。韩延寿按照古礼的基本精神，与长老商定婚丧嫁娶的礼仪规范，接着，又命令学校中的学生手持俎豆等礼器，“为吏民行丧嫁娶礼，百姓遵用其教”，数年之后，颍川大治。《汉书》说：韩延寿为官，“上礼义，好古教化”，所到之处，必定聘用贤士，以礼相待，表彰孝悌有行，修治学宫。每年春秋，举行乡射礼，陈设钟鼓管弦，演示揖让升降之礼。民众耳闻目染，浸润日久，风气为之大变。有下属欺骗辜负他，韩延寿不是追究其人，而是痛自刻责：“是不是我做得不好，否则他为何会做这等事情！”他的属下听说后，无不惭愧，有人甚至觉得无地自容而自刎。韩延寿身为民众的道德表率，境内大治，“奸人莫敢入界”，堪称以礼乐治民的楷模。
士大夫的担当精神与表率作用
民风有正、邪之别，为了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不断扶正驱邪。风气的正与邪，与居于上位者的德性及执政理念直接有关。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风吹在草上，草便随着风的方向，或左或右、或前或后地偃仆。君子的德性如何，决定民风的走向。《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原本是君上用来教化下民的诗，所以《毛诗序》解释“风”字说：“上以风化下。”郭店楚简说：“禹以人道治其民，桀以人道乱其民。桀不易禹民而后乱之，汤不易桀民而后治之。圣人之治民，民之道也。”大意是说，同样的民众，在禹的管理之下是治民；到了夏桀的手下就成了乱民；到了商汤之下又成了治民。原因何在？在于为政者的有道与无道。
汉代风俗丕变，除了汉武帝、光武帝的努力而外，士大夫敢为天下先，为民众表率，对于转移风俗，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两汉经学勃兴，士子以研读儒家经籍为终身职志，终身寝馈其中，经典精神必然内化于中，成为其文化理念，所以大多有经世致用、担当一代的情怀，一旦入仕，大多能以礼乐化民成俗为己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