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制度条件之下，追赶周期会有各种特殊的表现。这是因为后发优势决定的快速技术进步机制，需要通过制度变革才能由潜力变为现实。由此出发可以理解不同国家在追赶周期上所处的具体位置，或在追赶过程中表现出的丰富的追赶周期形态。有些经济体，由于没有基本的制度条件，连起飞都没有实现，还处在追赶周期的第一阶段。而一旦具备适当的制度条件，这些国家也将经历完整的追赶周期。有些经济体，由于发展战略和制度的原因，在追赶过程中曾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完整、顺利地完成追赶周期。不过从长期看，这些国家通过调整制度、发展战略和政策，仍可能重新回到追赶周期正常轨道。从这点来看，未来我国深化改革可以从两个相反的角度影响实际增速。首先，矫正各种扭曲会挤出虚高竞争力，导致增速降低；其次，改革将进一步提升配置效率，促进创新，进而推动增长。
上面归纳了追赶周期的典型化事实，并解释了其形成机制。与其他类型的周期相比，追赶周期有自身的特殊性。第一，追赶周期的性质，是后发优势决定的技术追赶速度变化效应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效应的消长所导致的。第二，追赶周期的第一次增速转折和第二次增速转折，所伴随的产业结构变化大异其趣。第一次增速转折时期，许多新产业成长起来，由于许多投资活动的互补性，更多体现出“创造性建设”的特点；第二次增速转折时期，往往有不少产业退出，呈现出“创造性破坏”的特点。而普通商业周期的复苏和衰退所伴随的产业结构变化的差异，则远没有这么显著。第三，追赶周期不能够被熨平，也不应该被熨平。从政策应对上看，追赶周期的第一次增速转折，不仅不能采取紧缩政策予以压制，相反，还应该通过宏观政策助力；追赶周期的第二次增速转折是技术差距缩小之后的客观规律使然，也不能用扩张性宏观政策予以刺激。第四，追赶周期的高速增长为期20年至30年；起飞前的时间长度不确定；高速增长结束后期，仍然能够保持相当长时间的中速或中低速增长。
当然，追赶周期与其他类型商业周期并非绝对排斥。技术前沿国家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会经由技术外溢叠加于后发国家的追赶周期之上；而后发国家追赶周期的整个进程中，普通的商业周期也一直在发挥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