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贸易是和它对印度的剥削与榨取联系在一起的。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对当时中国—印度—英国的关系做过明确的表述，“印度通过出口鸦片，为英国换回茶叶。中国通过消费鸦片，保证了印度和英国之间的收入交换。英国通过消费茶叶，促进了中国对印度鸦片的需求。”通过对中国的鸦片战争，英国将鸦片的贸易由地下转为公开，由走私转变为合法贸易，正是通过鸦片贸易，英国维持了它的霸权地位，从东方获取了巨大的利益。
最后，英国在其现代化的发展中，煤炭的使用和蒸汽机的发明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当然承认这些新的技术，例如蒸汽机等的发明在工业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不能认为这些科学技术独一无二地属于欧洲。美国学者彭慕兰认为，中国人早于欧洲使用了煤，因为中国的产煤地区和江南地区（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距离比较远，从而没有将煤运用到生产中，而英国的煤矿，水多，为了抽出矿井中的水，由此发明了蒸汽机，而中国的煤矿，瓦斯多，由此而没有发明蒸汽机。他认为这些发明具有历史的偶然性，并不能从这些技术的发明就证明欧洲文化比其他地区先进。
在1750年时，欧洲在科技上并未完全的超过东方，将欧洲在现代化的胜出归结为科技是没有太多根据的。欧洲和亚洲在1750年后的分流主要是新大陆的发现和英国在东方的殖民活动。通过新大陆的发现，英国解决了人与自然的矛盾，走上了效率性的发展道路，而中国走上了劳动密集型的道路。
所以，用在全球化的一个阶段欧洲人的领先来证明欧洲文化比其他文化更优秀，是有违历史真相的，用欧洲提前的现代化，用19世纪欧洲人的强大来证明欧洲文化的优越性，这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