箫风：从强烈主张西化到回归民族传统，您的诗歌创作风格变化很大，这恐怕是台湾诗坛称您为“回头浪子”的缘故吧。我感到，这个“先西化后回归”的变化轨迹，可以说是台湾甚至整个中国诗坛三十多年来的一个基本走向。不知您怎么看？
余光中：我的英文在中学时就很好，大学时读的又是外文系，所以我读英语诗，都是直接读原文。当时我一心认为，要有创新，应该多吸收外来的影响。我想，我是要到西方朝圣的。后来读得多了，就有了比较，慢慢发现了我们中文之美。中文的确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文字，我以能使用中文为幸。对我来说，影响最深的是中国古典文学，其次才是英美的文学，然后才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这是对我影响的三大来源。
我觉得，要成为一个用中文写作的诗人，写散文诗也一样，首先要对中国的两个传统有点认识。一个是大传统，就是《诗经》以来的古典文学大传统； 一个是小传统，就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特别是对大传统要有一定的修养，这样才能写出深入浅出的作品。当然，如果再能旁通西洋就更好了。
说到“回头浪子”，那是我自己叫出来的。其实，当时很多人都走的这条路，如徐悲鸿、林风眠、傅抱石等等。大家都到西方去朝圣，结果发现，最终还是要回到自己的传统中来。不过，回头的浪子，已不是在家乡守株待兔的那个乡下人了，他见识过世面，他经历过很多，他知道如何去“采矿”，知道黄金还是在祖国的“矿”里面。后来我一直这么想。
箫风：我看过您的诗集，感到您非常注重诗歌语言的锤炼。香港作家林沛理称您为“语言的魔术师”，您自己也讲过：“真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丹来。”请您谈谈这方面的体会好吗？
余光中：我讲这些话的时候，针对的已经不完全是诗了，散文也包括在内。我觉得，当时的散文有不足之处，像冰心、朱自清的散文，就单薄了一点，像水彩画一样。我觉得，不仿作油画，比较重的那种。所以我后来讲，可以发展“重工业”，不要都是“轻工业”，就是这个意思。
我在《〈逍遥游〉后记》中曾讲过：我尝试把中国的文字压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拼拢，折来且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我的理想是让中国的文字，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而作家的笔应该一挥百应，如交响乐的指挥杖。
箫风：您曾讲过：“过分的散文化是不行的，散文化是新诗的一大公害。”我感到，这个话虽然是针对新诗讲的，其实对散文诗也同样适用，对目前大陆的散文诗创作还是有针对性的。
余光中：我讲这个话时，倒没有特别想到散文诗。这是一个从五四以来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要开研讨会的话，这是个值得讨论的题目。民国初年，冰心、宗白华等人写小诗，闻一多觉得这样写不好，应该有个格律。后来，闻一多领导了新月派，提倡写格律诗。新月派典型的格律诗，是四句一段，逢双押韵，每行的字数都是一样的，这样一来就成了格律化，也就是韵文化。所以，从艾青起转而写自由诗。艾青留学法国，波德莱尔之后的法国诗人就是写自由诗。你看他的《火把》，有几千行，看起来有点气势，不过就是有点散漫，有点散文化。自由诗摆脱了韵文化，可是又陷进了散文化。现在有很多人迷信自由诗，好像自由了就什么束缚都没有了，许多诗不像诗，更像散文。这个问题是要注意的。
箫风：谢谢余先生指教！
(根据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