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诗过去都是韵文化，以前叫“无韵为文，有韵为诗”。大概如你刚才讲的，民国初年开始写诗的胡适，他是有一点韵的，冰心也有一点，包括宗白华早年的所谓小诗，那时候讲还是诗，不过开始用白话了。而西方主流诗人像艾略特，是不用韵的，但到高潮时韵来了，他是酌量用韵，而不是从头用韵。就是在讲闲话的时候就写得松，等到主题要出来了，或者是他要抒情了，就来押韵了。我现在写诗，也并不一定追求用韵，顺其自然，可是到了紧要关头，我觉得这个地方不能没有韵，我就用了，完全是自由心生。
箫风：在大陆，有人讲您对散文诗有偏见，或者有人诋毁散文诗时，常引用您对散文诗“非驴非马”的评论。我查过，这段话出自您1963年5月写的 《剪掉散文的辫子》。我想，您当时讲这个话，肯定是针对一些问题讲的。
余光中：提出这个观点已经很早了，当时是针对散文创作的问题讲的。那个时候喊出“剪掉散文的辫子”，是因为那时台湾流行的某些散文风格我认为不好，包括散文诗。现在时代变了，毕竟已经隔了近50年，无论是散文还是散文诗都有了很大发展。散文诗作为“混血种”，有时候本来是很美的，就看你怎么样去把握。鲁迅的《野草》大家不都说是散文诗吗？其实，中国古代在散文与诗之间就有一个过渡地带，比如《赤壁赋》、《秋声赋》、《阿房宫赋》等等，它们是很接近诗的。
箫风：据我所知，不少台湾著名诗人都写过散文诗，如商禽、纪弦，还有叶维廉、痖弦、管管、苏绍连等。商禽的诗集《梦或者黎明》，其中大部分是散文诗。
余光中：多年来，台湾一直有人写散文诗，不过，他们大多不认为自己在写散文诗，而认为在写散文，也许叶维廉这样想过。写得最好的是商禽，他的散文诗并不是唯美的，并不一定是春花秋月，他有很深的思想在里面。比如，他写人的五官，写两只眼睛都是一样的，可是隔了一道鼻子，你左眼看不到右眼，右眼也看不到左眼，这里实际上是指“两岸”，他讲得很隐晦，因为那时候台湾也有思想控制的。再比如，他说牢卒发现囚犯每天朝窗口看，直到后来变成一只“长颈鹿”，那是向往自由啊，他是有深意在里面的（《长颈鹿》）。如果一首诗自称是散文诗，而没有寓于深意，那就不好了。除了感性之外，应该有主题，有深厚的含义。苏绍连跟商禽差不多，他写的东西有他的用意。
箫风：请问您对台湾的散文诗创作怎么评价？您的《听听那冷雨》，在大陆曾被人当作散文诗来评论，您怎么看？
余光中：我对台湾的散文诗没有特别去研究，我写论文往往是为自己的创作，理清我对这个文类的看法。我自己没有写过散文诗，但在我的散文里面有诗意，像《听听那冷雨》，那是“声音”的一种试验，但我还是认为我是在写散文。
箫风：请问您是何时开始诗歌创作的？哪位诗人对您影响比较大？
余光中：我是在离开大陆前的最后两年开始写诗的，第一首诗《沙浮投海》写于南京。真正登报是1948年在厦门，那是大二的时候。我当时既写诗，也写一点散文，写一点评论，还说不上什么体系。我最早期在大陆发表的东西，厦门大学的朱双一教授有一篇文章专门介绍过。我当初写的诗颇受臧克家的影响，他最早的一本诗集叫《烙印》，写得蛮好，我那时就已经受他的影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