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用地经济密度、人口密度与新型城镇化
城镇化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在区域空间上的聚集，是现代化过程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表现形式。城镇化是一个涉及人口、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复杂的系统动态过程，其核心内涵是指经济和人口的集聚以及相伴而生的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可是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增加城市（镇）数量、扩张城市（镇）面积，成为地方政府推进城镇化的主要方式，地方官员热衷于“撤县设市”、“撤市设区”、“撤乡设镇”、“撤乡并村”以及新建、扩建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居住新城等，以“土地城镇化”替代“城镇化”，而忽视了人口的城镇化和经济形态的升级变迁。2000～2010年间，国内城市建设用地扩张83%，但同期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镇人口仅增长45%，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速度极不匹配；2000～2010年间，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39%增至43%，仅提升4个百分点，城市土地的扩张与经济形态的升级变迁同样不匹配。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了“新型城镇化”概念，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李克强总理在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座谈会上也强调，新型城镇化“要走集约、节能、生态的新路子，着力提高内在承载力，不能人为‘造城’”⑤。在未来的城镇化进程中，盘活存量土地、提高建设用地使用效率应地方政府工作的着力点。
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土地可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其中农用地包括耕地、园地、林地、草地等，建设用地包括商服用地、工矿仓储用地、住宅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交通运输用地、特殊用地等。农用地承担着生产粮食、涵养水源、净化空气、防风固沙等功能，关系着国家的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森林覆盖率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2%，耕地持续减少和森林遭受破坏将会危及国家的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为了不减少耕地面积和森林面积，必须努力提高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提高单位建设用地面积上的经济产出和人口数量，即提高建设用地经济密度和人口密度。
建设用地经济密度用一定区域范围内二三产业增加值与区域内建设用地面积之比来衡量，即建设用地经济密度=一定区域范围内二三产业增加值÷区域内建设用地面积；建设用地人口密度用一定区域范围内常住人口数量与区域内建设用地面积之比来衡量，即建设用地人口密度=一定区域范围内常住人口数量÷区域内建设用地面积。建设用地经济密度和人口密度不仅是土地集约利用程度的一个表征，也具有实质性意义：一方面，较高的建设用地经济密度和人口密度意味着建设用地对耕地和林地更低程度的占用，有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减少社会冲突；另一方面，较高的建设用地经济密度和人口密度意味着经济主体通过共享基础设施、缩短流通距离、传播知识技术、形成品牌效应、实现分工协作等措施能够降低经济运行的成本，提升经济运行的收益，从而推动城市经济持续增长。
第一，当经济密度和人口密度较高时，经济主体通过资源共享可以降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平均使用成本，从而保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并提升供给质量。道路桥梁、通讯网络等基础设施，生产的固定成本较高，边际成本几乎为零，更多的使用者意味着更低的平均使用成本；教育、医疗、艺术等公共服务，在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容易产生更高的规模效益，使用效率会更高。而且，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均成本的降低，有助于改善其供给质量，比如，在人迹罕至的地区，道路的形态一般是坎坷不平的乡间小道，而在大城市，道路的形态一般是平整开阔的柏油马路；在人口密度不高的中西部乡村或县城，图书馆、博物馆、音乐厅等对于提升群众人文素养的公共设施寥寥可数，即使有，质量一般也不高，而在人口密度较高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无论是一线城市还是二三线城市，一般都会拥有一定数量的图书馆、博物馆、音乐厅等公共设施。
第二，当经济密度和人口密度较高时，经济主体通过缩短运输距离和通行距离来降低流通成本和时间成本。对于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来说，上下游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较短的运输距离可以有效降低运输成本；对于企业员工来说，工作地点、居住地点、监管机构及合作伙伴所在地之间较短的通行距离，可以有效降低时间成本，从而提高劳动效率。
第三，当经济密度和人口密度较高时，经济主体通过信息交流和知识传播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的经营水平和人力资本价值。互为竞争对手的企业集聚在一起，通过同业交流和情报搜集，可以激发企业的创新动力，提升企业对市场的把控能力；上下游的企业集聚在一起，可以及时了解合作伙伴的生产计划，第一时间调整生产策略，增强对市场波动的应对能力。企业管理者和员工通过信息交流和知识传播，可以及时捕捉所在行业的前瞻性信息，弥补自身知识短板，有效提升自身价值。
第四，当经济密度和人口密度较高时，通过行业或人才的品牌效应可以提升整个城市在某一领域的影响力，从而增加交易机会，降低交易成本。当某一行业在某个城市高度集中并在全国范围拥有显著市场份额时，该城市在这个行业的影响力就会体现出来，比如，谈到小商品市场，往往会想到浙江义乌；谈到废旧金属加工，往往会想到广东南海；谈到运动服装品牌，往往会想到福建晋江。人才亦是如此，某一领域的人才集中在个别城市带来的品牌效应也会产生重要的市场影响力，比如，每到毕业季，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国企、民企往往会优先来到北京、上海等高等院校集中的城市招聘人才，其他地方的毕业生也往往会优先到这些城市寻找工作机会。
第五，当经济密度和人口密度较高时，经济主体通过分工协作、良性互动可以促进产业的发展壮大和城市经济总量的提升。对此，恩格斯曾做过如下描述：“大工业企业需要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共同劳动；这些工人必须住在附近，甚至在不大的工厂近旁，他们也会形成一个完整村镇。他们都有一定的需要，为了满足这些需要，还须有其他的人，于是手工业者、裁缝、鞋匠、面包师、泥瓦匠、木匠都搬到这里来了。这种村镇里的居民，特别是年轻的一代，逐渐习惯于工厂工作，逐渐熟悉这种工作；当第一个工厂很自然地已经不能保证一切希望工作的人都有工作的时候，工资就下降，结果就是新的厂主搬到这个地方来。于是村镇就变成小城市，而小城市又变成大城市。城市愈大，搬到里面来就愈有利，因为这里有铁路，有运河，有公路；可以挑选的熟练工人愈来愈多；由于建筑业中和机器制造业中的竞争，在这种一切都方便的地方开办新的企业，比起不仅建筑材料和机器要预先从其他地方运来的比较遥远的地方，花费比较少的钱就行了；这里有顾客云集的市场和交易所，这里跟原料市场和成品销售市场有直接的联系。这就决定了大工厂、城市惊人迅速地成长。”良好的分工协作，一方面可以实现专业化分工带来的劳动效率提升，另一方面可以实现整个城市尺度上的范围经济。
结语
综上所述，为促进土地集约使用，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减少征地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促进城市经济的持续增长，我国应逐步重视建设用地经济密度和人口密度这两个指标，将其作为各地城镇化质量的重要表征指标，适时将其纳入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当中，促使地方政府不再将土地作为政府的“钱袋子”。应通过推进“新型城镇化”，完善基础设施，改善营商环境，吸引企业集聚、人才集中，推动产业升级，构建财政收入持续稳定的增长机制，实现政府、企业、群众的三赢，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粮食安全的有机统一。
（作者为中国农业银行广东南海桂城支行行长助理、党委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农村发展系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2012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2013年4月，第3页。
②人民网：“严重土地违法多涉及地方政府”，2006年4月16日。
③新华网：“调查称群体上访60%与土地有关”，2013年10月14日。
④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财政局：2011年度地方财政决算收支情况表，来自南海区财政局网站。
⑤新华网：“李克强考察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并召开座谈会”，2013年1月15日。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00~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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