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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党风建设思想研究评鉴(2)

毛泽东党风建设思想的贡献与局限

毛泽东党风建设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推进党的建设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党风建设思想是我党开展党风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为我党开展党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党风”的概念,并对党风的内容做出了界定,认为党风包括党的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干部生活作风、文风等,这些党风的内容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制约,而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是党的作风的本质所在。毛泽东还创立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三大作风”理论,“三大作风”成为我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标志性品质,成为我党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和我国革命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保证,为进一步发展党风建设理论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方针,有利于我党长期保持廉洁奉公、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同时促进了整个社会风尚的转变和改进。毛泽东成功地探索出了通过“整党整风”开展好党风建设的有效形式,增强了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能力。毛泽东党风建设思想,是毛泽东在我国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我国具体国情实际结合的产物,有效推动了马克思党建学说的中国化进程,并使马克思党建学说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发展。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毛泽东党风建设思想存在一些局限性。毛泽东高度重视“思想建党”,从共产党员个人的品质和思想方面加强党风教育,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制度建设、体制机制保障,对于完善法律制度惩戒腐败方面有所欠缺。毛泽东在分析腐败问题和党风建设中存在问题的根源之时,将其根源单一化,认为这些都是受到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结果,从而导致其思想走上了极端化。通过大搞群众性大批判大运动的方式开展党风建设,给党的事业带来了极大损害。

毛泽东党风建设思想的当代启示

从整体上来看,当前我国党风建设的形势总体是好的,尤其是十八大以来的包括反腐倡廉建设在内的党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然存在学习风气不浓、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仍有市场、干部队伍选拔任用存在不正之风、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方面的问题。党的作风中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破坏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破坏了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毛泽东党风建设思想给我们的当代启示意义在于:

第一,始终坚持开展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提高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当前,我们要始终坚持毛泽东党建思想中“思想建党”的观点主张,始终将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放在首要位置抓紧抓好、常抓不懈。深刻认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新问题,切实加强党性教育,更好地教育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马克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认真学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当前,我国物质文明建设已经取得辉煌成果,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执政党的干部,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各种诱惑越来越多、越大越大,必须通过切实加强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的方式,让广大党员干部不被金钱、美色以及其他各种诱惑侵蚀。要通过建立党员推出机制,将那些在思想上产生腐化变质的党员干部及时从党的组织中清除,保持党的纯洁性。

第二,始终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促进党员干部工作作风的改进。坚持毛泽东关于密切联系群众的党风建设思想,扎实开展好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始终不渝地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通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式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将党的政策方针贯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2013年6月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强调:“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习近平强调要根除的“四风”,严重违背了我党的根本宗旨,是当前广大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的,我党只有始终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促进党员干部工作作风的改进、根除“四风”,才能在新时期新阶段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支持拥护。

第三,始终坚持党的集体领导,促进党员领导干部领导作风的转变。我们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60多年,党的执政地位更加巩固,党执政的合法性更加巩固,但是,此时我们的部分党员领导干部放松了警惕,忘记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体现在领导作风上,极少数领导干部产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居高临下地对人民群众指手划脚,部分领导干部盛行“我说了算”的霸道主义,认为一切以自己说了算就证明自己的能耐,是党的领导干部强势的表现。殊不知,这些做法是和党的集体领导体制背道而驰的,是和我们一以贯之坚持的群众路线背道而驰的,将无法集中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解决新形势下党建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当前,我党要更加强调和重视民主集中制的贯彻落实问题,始终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切实改善和提升党的领导干部的领导作风,以领导作风的转变促进党风党纪的转变,以党风党纪的转变赢得民心。

(作者为南京邮电大学副教授)

【注释】

①许全兴:“‘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出处和本义”,《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2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44页。

责编/许国荣(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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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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