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的解说，推陈出新，赋予其调查研究的新含义。这一新解说来自传统，来自马列，更来自经历。这一新解说针对学风上的主观主义、党风上的宗派主义、文风上的党八股等不良倾向，具有鲜明的批判性特征。这一新解说影响到中共对思想路线的整合，影响到对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影响到个体利益价值观的重塑。
【关键词】实事求是 调查研究 哲学价值 毛泽东思想
中国共产党哲学的核心思维实际来自毛泽东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中国古语实事求是的新解说。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①对于毛泽东的这个新解说，笔者汲取当代研究者研究成果，归纳出新的认识。
为什么说新
“实事求是”一词较早出现在中国东汉时史学家班固所著《汉书》。其中说“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②此处可见，班固在最初使用“实事求是”这个词的时候，给其赋予的含义是：学习儒家经典，应取的态度为求真、忌浮、得事实。正如唐朝时学者颜师古所注曰：“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引人注目的是班固通过对西汉一个地方官搜罗古书于其府邸这样一个普通历史事件的记述，使儒家今古文经学两大派在追求实事求是的学风上获得了共识，形成合流。班固作为合流标志的《白虎通义》的主持人由此被人备加推崇。古文经学派亦由此而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正宗。正如中国当代史学家邱汉生所言古文经学“有异于今文经学者在于不言灾异，不为谶记，所以其唯物主义思想透过实事求是的学风而显露。这是值得注意的。”③汉朝以实事求是为标识的学风熏染宋明理学的形成和发展。明清之际，学习儒家经典以解决国家发展的现实问题为重的经世致用实学；以严密的文本考证和追朔并称的乾嘉考据学，都奉实事求是为其思考原则。至中国近代，无论开一代新风的龚自珍、魏源、林则徐，无论洋务派、维新派、民主派诸人，无不以经世致用的实事求是为基调，掀起一波又一波思想解放的浪潮。
沧海桑田，在经世致用的实事求传统基础之上，毛泽东推陈出新，重解实事求是，给其赋予调查研究的新含义，可称为调查研究的实事求是。
第一，新解说中的一切从实际出发，讲的是调查研究的前提。1930年毛泽东在提名为《调查工作》的一文中就提出过，你对某个问题没有深入实际的调查就停止你对某个问题的发言权；他反对不做实际调查瞎说一通的“本本主义”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党的一切结论只应产生于实际调查之末而非其先。
第二，新解说中的研究、寻求，讲的是调查的途径。此前的1931年毛泽东在他起草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从毛泽东当年的论述中可见，所谓正确的调查一是要研究，二是要深入、系统和周密。
第三，新解说中的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是调查研究的初次目的；用来指导我们的行动则指的是调查研究的最终目的。毛泽东给实事求是赋予的这个新含义，突出辩证唯物论哲学对人的社会实践的强调。调查研究的出发点是实践，过程是实践，落脚点即目的亦为实践。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④
为什么能新
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九岁开始先后在其家乡的六处私塾上学。所读之书无外乎《三字经》、《幼学琼林》、《四书》、《五经》、《史记》、《汉书》、《纲鉴类纂》、《日知录》等。尤喜读《精忠传》、《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隋唐演义》等古代传奇小说。长征途中尚随身携带《三国演义》、《孙子兵法》随学即用，指挥红军脱出重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不止一次说过他少年时代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引人注意的是传统的实事求是的经世致用学风对毛泽东的熏陶。彭大成的《湖湘文化与毛泽东》一书记有毛泽东在湖南师范读书时的老师杨昌济、徐特立等人，运用湖湘学人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等人的新经世思想进行新时代启蒙教育的事迹。从毛泽东当年的《讲堂录》中即可看到许多他当年的老师对这些湖湘人物的介绍与宣传。当时崇仰和学习曾国藩在湖南青年学生中已成风气，毛泽东亦不例外。在延安，毛泽东从古籍中不仅推出“实事求是”，还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等类警语，古为今用，以其阐述党的工作作风，可见经世致用实学对他的影响。
有坚实的马列理论功底。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以北京为中心辐射地开始广泛传播。毛泽东先后两次赴京与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接触，并带着社会诸问题阅读了《社会主义史》、《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等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完成了由信奉康梁向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转变。随后他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领导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北伐战争、工农红军的创建、土地革命战争等一系列旨在解决中国近代现实问题的革命活动。在延安，他运用辩证唯物论对以上亲身参与的革命实践进行哲学总结，写有《实践论》、《矛盾论》等讲稿。在他看来，马克思最伟大的哲学变革就是将实践引入哲学，强调人的认识离不开实践。1941年，毛泽东即将他理解的实践引入中国古语实事求是之中，赋予其调查研究的新内涵。
有非凡的调查研究经历。1925年前后，毛泽东就利用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和担任国民党中央要职的机会考察社会阶层，写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等调研报告。他依据经济状况的不同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分为五大基本阶级，将当时农村划分为八大阶级，并得出中国农民是无产阶级革命最可靠的同盟军和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不定且不断发生分化的阶级的著名论断。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村考察32天，完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抨击当时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同年，考察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建立起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一块农村根据地，率先开始革命重点由城市向着农村的战略转移。1928年至1931年，赴工农苏维埃政府所属的于都、兴国、寻乌、东塘等地调查，主持订立了一系列有关土地改革的法规、政策和路线，并首次提出反对党内“本本主义”的正确主张。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紧锣密鼓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41年，毛泽东先在3、4月间，给过去的部分《农村调查》的再版写序言和跋，以其给党内同志的调查提供研究方法。11月，给高克林《鲁忠才长征记》的调研报告作按语，表扬作者写得好。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毛泽东于当年5月完成对实事求是的新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