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古以来，我国就有生态资源保护的意识和相应的法律法规，也都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官职进行管理。古代传统生态法律文化的价值在于，为我们正确认识传统社会的生态环境建设，正确认识并高度重视自然力的作用，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提供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传统生态法律文化 历史继承 现代价值 启示
中国传统生态法律文化的历史继承
中国传统生态法律制度。我国早在夏朝，就有了被称为“禹之禁”的自然资源保护法规。“禹之禁，春三日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长，入夏三日，川泽不施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麛不卵，以成鸟兽之长。”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关于环保的法规了。商朝时有“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的法律，就是说将灰烬随意撒弃于街道的，要砍断其双手。秦国的商鞅更厉害，对弃灰于街上者，处黥刑，以此立威治国。古代还设立了“林”，“虞”，“牧”等作为专门管理环境保护的官员，分别负责山林，川泽和畜牧的管理和保护。
在周朝，对环境保护的认识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周文王曾告诫儿子周武王，要尊重自然规律，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捕猎、采伐要注意时令，遵循自然规律。《逸周书·文传解》记载：“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麛不卵，以成鸟兽之长。”周文王还颁布《伐崇令》：“毋坏屋，毋坏井，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以法律的形式保护生态环境。
秦汉时期（约公元前220年～公元220年），政府对环境保护的认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西汉刘安的《淮南子·时则》中记载：禁止对处于生长期的树木进行砍伐，不猎杀属于怀孕和哺乳期的动物，不损毁鸟窝，特别要保护好幼小的麋和鹿等，这是对古代生物资源保护政策做的最完善的论述。1975年12月，出土于湖北云梦城关睡虎地11号墓地的1155枚竹简，竹简上记载的法律文书包括《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等，其中具体的《田律》，充分体现了秦人利用和保护动植物资源的情况：规定在春天的二月不准上山砍伐林木，不准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许烧草肥田，不准取鸟卵，还规定了对其他动物的保护措施。这份律令，体现了对动植物的保护，提倡开发生态资源要注意节制，提出不住在山林中砍伐，不得阻塞河道。这一珍贵文献的发现和出土，为我国乃至世界环境保护立法提供了借鉴和参考。此外，一同出土的还有秦朝的《厩苑律》、《仓律》、《工律》、《金布律》，其中都有关于开发自然资源要注意时节、保护森林和合理砍伐、保护土地、水流、保护野生动植物等保护生态的规定。
甘肃省悬泉置遗址发现的西汉《四时月令五十条》，颁布于元始五年，是一份以诏书形式颁布的法律。这部法律总共五十条规定：“禁止伐木，尽八月。”意思是从正月到八月期间，不许砍伐树木。“毋摘巢，四时常禁。”意思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毁坏鸟巢。“毋杀孡，四时常禁。”这个“孡”字指的是怀胎的走兽。人们可以猎捕走兽，但是不许猎捕怀胎的走兽。“毋夭蜚鸟，四时常禁。”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猎捕还没有长翅膀的幼鸟。“毋卵，尽九月。”在农历九月份之前，不要采集鸟蛋。“毋焚山林，谓烧山林田猎，伤害禽兽、鸟虫、草木。”
同时期的居延汉简中还发现，每个季度地方政府必须逐级向上汇报这些法规的执行情况，但遗憾的是至今没有发现违反法律条文受到惩罚的记载。悬泉置和居延都处于西北地区，远离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法律在这些地区尚能得到良好的执行，一方面可见当时百姓具有相当的自然保护意识；另一方面也表明，统治者意识到只有在春夏季节保护好生态环境，才能确保秋季的丰收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法律史上最负盛名的《唐律疏议》在《杂律》第一章中对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的保护作出了更为详细的规定。规定了破坏环境责任人与环境管理部门的主管人员失职均应受到处罚，如“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若种植恳食者，笞五十。各令复故。虽种植，无所妨废者不坐。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杂律》中规定的范围特别广泛，山、林、水、火、庄稼都在严格保护或管制的范围之内。“诸占固山野陂湖之利者，杖六十”；“诸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时者，主司杖七十”；诸失火及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诸弃毁官私器物及毁伐树木、庄稼者，准盗论”。唐代的环境保护思想基本继承前代，但是在环境法制上却有了新的突破，唐代管理环境保护的部门是尚书省的虞部，其管理的范围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宽泛，除了山林、川泽、庄稼、苑囿外，还兼具城市环卫绿化管理的职能，如大历八年七月敕：“诸道官路，不得令有耕种及砍伐树木，其有官处，勾当填补”。唐玄宗于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封禅泰山时下诏：“近山十里，禁其樵采”（《旧唐书·本纪第八》）。这实际上是对泰山生态实行封禁保护，并对其他名山大川也先后实行了严格的保护措施。
宋朝社会经济虽然达到了小农社会自然经济的顶峰，但是其执政者的主导思想依然是重农抑商，因此其在农业方面的环境保护规范也有所发展。如已经认识到一些生物链的存在及其对农业的影响，“浙人喜食蛙，沈文通在钱塘日切禁之”（宋神宗年间彭乘所著《黑客挥犀》）、“有村民犯禁，为门卒所捕，械至于庭”（赵葵《行营杂录》载）。在当时，已经有有识之士认识到围湖造田的后果，龚明之所著的《吴中纪事》早就指出了围湖造田将使湖泊失去调节水量的功能，祸害无穷，但是这样的认识并没有反映到执政者的法令中。
《明律》、《清律》多延唐律，也有类似保护环境的规定，但是也有自身的一些特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明清年间，环境保护的范围有了进一步的扩大，但是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和人口的增多，对自然资源消耗也进一步增加，为了满足逐步增多的人口的生存需求，明代实施了山泽弛禁，将原本由国家管制的山林湖泊部分弛禁，清代则是开放一定的地区给百姓垦殖。
中国传统生态保护机构设置。我国古代对生态保护尤为重视，很早就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官职进行管理，被称为“虞”或者“衡”。“虞”最早出现在《尚书》和《史记》的记载中，舜帝时任命九官22人，虞官伯益就在其中。先秦“衡”、“虞”具体的职责在《周礼》中记载很详细。“虞”、“衡”在先秦被分为山虞、泽虞、川衡、林衡。山虞主要职能是负责制定政令，来保护山林资源。比如设置藩篱作为边界，保护山林资源，禁止进入山林乱砍乱伐。林衡是山虞的下属机构，负责具体政令的实施，平时负责巡视山林，调遣守林人员，根据守林人员的表现，给予赏或者罚。泽虞与山虞相类似，负责管山林草木的管理；川衡与林衡相类似，负责管川泽鱼鳌。
秦汉以后，山林川泽都归少府管理，具体分管的有林官、湖官、破官、苑官、畴官等，至唐宋时期，虞衡又兼管了其他一些事务。据《旧唐书》记载，虞部之职“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圃、草木薪炭供顿、田猎之事。凡京兆、河南二都，其近为四郊三百里皆不得戈猎采捕、殿中、太仆所管闲厩马，两都皆五百里内供其刍蒿。其关内、陇右、西使、南使诸牧监马牛驼羊，皆贮蒿及茭草。其才炭木橦进内及供百官番客，并于农隙纳之。”这里，虞部的任务主要是五项，其中有四项是属于环境保护方面的工作：一是负责京城街道的绿化工作；二是掌管山林川泽政令；三是掌管苑囿；四管某些物资的供应；五管打猎。
明朝“虞”、“衡”专管山泽采捕，陶冶之事，有保护山林职责之外，还增加了物资供应的职能，规定“冬春之交，罝罛不施川泽；春夏之交，毒药不施原野”，还规定了保护名胜古迹，不得乱砍滥伐，要预备鸟兽之肉、皮革、骨角、羽毛以供祭祀、宾客、膳羞、礼器军实等用途。但总的来说，虞衡的保护性质没有发生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