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政府是协同创新体系实施的引导者和推进者。首先是全面领先的国家科技创新战略。200多年来，众多大国都历经兴衰沉浮之变，唯有美国一直保持世界第一，成为当今世综合国力最发达的国家，这应归公于联邦政府始终重视制定科技发展计划，加强了对科技创新的宏观调控和引导。二战尚未结束，罗斯福总统就着手制定国家的科学政策，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世界经济竞争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美国政府为保持在科技领域的全面领先地位和经济竞争力，将科技协同创新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的科技政策，加强对科技深入持久的投入，逐步形成政府、产业界、学术界和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合作的协同创新体系，共同推动科技发展，并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力促进美国经济活力的恢复，创造了“新经济”神话。③
其次是旷日持久的政府巨额公共研发投入。“新经济”为美国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实际福利，掀起了社会各界对科技投入的高度热情。在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全社会对科技投入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制定了研发经费约占GDP3%的指导性计划，因而1994～2000年间成为美国研发投入增长最快的5年，从1994年的1692亿美元猛增至2000年的2642亿美元，平均增长率达6%，大大超过同期GDP增长率。小布什总统上台后，继续加大联邦研发的预算，2006年比2001年相比，增幅达45%，占联邦总预算的13.6%，达到1968年阿波罗登月计划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2007年美国研发投资达1372亿美元，比2001年增长50%，研发经费占全球总额的36.1%。近年来，美国联邦政府对科研投入经费投入有所下降，这种现象威胁到了美国在许多科学核心领域的统治地位，30年前美国在发达国家中从事科研活动的学者居世界第三位，现已滑落至第17位，因而2009年奥巴马政府出台相关科技新政，加强基础研究和教育投入。④据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2012年1月17日发布的《2012科学与工程指标》中显示，2011年，美国研发投资高达4053亿美元，占GDP的2.7%，比2007年增长近200%，其研发支出占全球研发支出的31%。
企业是协同创新国家体系中技术创新的主体力量。在克林顿总统和戈尔副总统合著的《科学与国家利益》一书中，把技术进步比做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经济增长则主要通过企业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发展得以实现。企业一直以来都是美国技术创新的主体，是研发的最大投资者，也是创新活动最重要的承担者和成果占有者，企业完成研发工作的大约3/4，科研人员有3/4的分布在企业科技部门，企业研发投入占全国研发投入的2倍以上。⑤
随企业科技投入的持续上升，企业创新模式也不断调整，为大中小型企业的合作研发和产业调整提供了可能，促进了企业在各自领域发挥出更好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前，因美国反垄断法的限制，企业间的研发合作很难实现，大企业在科技创新中占主导地位；80年代后，随着政府《国内税收法》和《研究与实验税收减免法》等合作研究政策的出台，大大激发了企业研发热情，企业间合作日益盛行，到1995年达到巅峰。据美国企业依全国合作研究法所作的报告，仅1994～1995年间，美国企业就组建了565个合资研发企业和3000多个国内外策略性技术联盟。在市场激烈竞争下，产品周期的缩短和技术创新的加快使得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脱颖而出，全美约70%的创新发明是由中小企业实现的，中小企业人均承担的重大技术创新项目和人均完成的技术创新成果均是大企业的2倍，成为技术创新的主力。而大企业除通过直接收购中小企业的新技术、新发明获得创新成果外，着重创新和强化了其研发的国际化途径，通过加强与外国跨国公司的合作，不断吸引国外公司对其研发经费和人才的投入。美国跨国公司在国外研发支出约占企业研发总额的15%，在高技术领域高达25%以上。美国以其良好的研发环境、雄厚的人力资源吸引了大量外国公司在其本土上设立研发机构，世界500强企业在美国设立了上千家研发机构，雇佣超过20万名美国研究人员，对美国的新技术研发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国家实验室和研究型大学是协同创新体系中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的骨干力量。国家实验室是美国为保持其在重要的核心领域（如能源、国防、航天、环境等）的绝对领先地位而设立的国家科研机构，是高新科技创新的骨干力量。目前，全美约有800个国家实验室，隶属于联邦政府各部门，每年获得政府拨款经费占政府研发总支出的1/3以上，基于大学的科研及学术人才优势，国家实验室一般交由著名大学来代管。以隶属能源部的著名国家实验室为例，其中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简称ANL）是美国第一个国家实验室，也是美国能源部所属最大的研究中心之一，由芝加哥大学监管，年均运行经费达4.75亿美元，实验室主要从事基础料科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生命和环境科学、高能物理、数学和计算科学，包括高性能计算方面的实验和理论工作。ANL自建立以来培养了3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简称LBNL）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代管，2004年的财政预算超过5亿美元，实验室研究的领域广泛，下设18个研究所和研究中心，涵盖高能物理、地球科学、环境科学、计算机科学、能源科学、材料科学等多个学科。LBNL自建立以来，共培养了5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和4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研究型大学是美国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的“航母”。全美有各类院校近4000所，拥有研究生院的大学有300多所，顶尖大学有51所，二类到四类大学有227所，世界排名前一百的大学75%在美国，如最有名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六所大学，每次均列全美或世界大学排名前10名。研究型大学培养的博士生占全美博士生总量的90%以上，发表的Nature和Science论文约占大学发表的95%。全世界诺贝尔奖得主有400多名都曾在美国著名研究型大学学习或工作过，美国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诺贝尔奖获奖者共有194名，占全世界的36.81%，均出自于美国研究型大学。⑥
非盈利性研究机构是协同创新体系中的智囊团和权威力量。美国的非盈利性研究机构主要包括私人基金会、各类专业学会、协会、博物馆等社团组织等，其中有一些著名机构所做的贡献已对美国甚至全球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是美国最早的私人基金会，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慈善机构。它以促进人类的安康为宗旨，始终关注教育、健康、民权、城市和农村的扶贫，资助国内外各种研究机构和社会团体，对美国乃至世界其它国家的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进行广泛的研究，其对美国政府决策产生国重大影响。中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是除美国以外捐赠最多的国家，其主要贡献是在中国建立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1916～1947年间，该基金会用于创建、维持和发展协和的拨款总额达4465万美元。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简称AAAS）是世界上最大的科学和工程学协会的联合体，是最大的非盈利性国际科技组织，也是《Science》杂志的主办者和出版者。AAAS现有265个分支机构和1000万成员，下设21个专业分会，涉及的学科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其年会是科学界的一大盛会，吸引了数千名科学家和上千名科学记者参加。
科技中介服务组织是协同创新国家体系中技术扩散和成果转化的重要力量。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是为创新和产业化提供信息咨询和技术支撑的服务平台，在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技术转移、降低交易成本、整合资源、促进企业发展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的科技中介服务业极其发达，各类组织机构形成巨大的网络，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为服务对象提供个性化服务，目前拥有的57个州中心和950个分中心，成为促进美国科技成果转化和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社会力量。美国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以资金来源不同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完全政府资助的组织，主要职能有知识产权管理、建立全国性的资讯系统、进行技术转移以及帮助中小企业获得资金和政府采购合同等，如国家技术转让中心、联邦实验室技术转让联合体、小企业发展中心等；二是由政府和民间共同出资的半官方性质的联盟和协会组织，主要职能是充当政府与企业间的沟通桥梁，参与政府科技经济政策的制定，承担政府部分职能，如旧金山湾区科技联盟；三是完全由民间出资兴办的营利性中介组织，主要包括高科技企业孵化器、技术咨询和技术成果评估机构，主要为企业提供管理咨询、办公场所、商业网络、市场渠道、技术测试、客户信息等服务，这是民间营利性科技中介机构最常见的一种方式。⑦
结语
作为当今世界最强的创新型科技强国，美国近50年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发展道路和经验值得世界其他国家思考和学习。近年来，中国政府部门、企业及社会各界在推动自主创新上也做了不懈努力，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增速一直保持在20%的高水平上，占GDP比重从10年前的不到1%提高到近2%，2012年我国科技研发经费首次突破万亿元，已超过日本上升为世界第二位，研发人员总量320万，居世界首位，社会资源配置向自主研发倾斜，为我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宏伟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有力支撑。
但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要实现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到2.2%的“十二五”末目标还需付出更大努力；科技创新的质与量、效率与规模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的合理规划；我国在很多科技领域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科研公共基础设施还需进一步加强建设；未来创新人才的培养教育体系还有待完善。在协同创新过程中各要素都应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严谨的科学态度，切忌搞盲目试验、竞相追风，甚至捏造数据充当政绩，势必形成又一轮的科技“大跃进”或“泡沫”经济；同时，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已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形成巨大危险，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发展清洁能源新兴产业，减少由于发展产生的排放，坚持“绿色低碳发展”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和义务。
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上，我们还会遇到更多的问题和更大的困难，但只要正视差距、克服困难，科学规划、积极应对，坚定不移地推进国家各项自主创新政策的落实，切实担负起各自的责任，跻身世界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目标就将指日可待。
（作者分别为泸州医学院副教授，泸州医学院教授）
【注释】
①曹应旺：“十六大以来‘建设创新型国家’述论”，《党的文献》，2011年第1期，第99~105页。
②张武军，翟艳红：“协同创新中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年第22期，第132~133页。
③李长久：“美国注重科技创新”，《人民日报》，2001年3月9日，第七版。
④郑玉：“美国科技政策的发展和奥巴马新兴科技政策”，《魅力中国》，2010年第29期，第63页。
⑤毛兵：“美国的科技体制与科技创新”，《领导科学》，2004年第1期，第45~47期。
⑥吴旭，王法有：“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统计分析”，《科技信息》，2010年第15期，第515~516页。
⑦张晓芬：“美国构建科技中介服务体系的经验及启示”，《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139~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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