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与人们对教育期望的张力
精英教育与教育大众化之间的均衡问题已经提出来了。从上世纪70年代末恢复高等教育后，高等教育一直被当作培养社会精英的教育，凡是进入高等教育的人理所当然地被视为社会精英，这在社会上形成了共识，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高校大规模扩招后，上大学已经并不那么困难，全国高中升大学的比率从过去的3%到5%遽然上升到30%以上，有的高中上大学的学生达到100%。由此可见，大学教育变得越来越大众化了，大学生不再被当作社会精英来培养，毕业后仍然要进入激烈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去拼搏，有可能找不到工作，或者找到工资和其它条件并不很理想的工作。有研究表明，大学毕业的教育收益率与高中毕业的收益率差距不如高中毕业的收益率与初中毕业收益率的差距大。于是人们就有“大学生没有用了”的慨叹，才有“拼爹”的说法。
在这里，我们对教育的社会功能应该有这样清醒的认识：首先，当今中国已经进入知识、信息化时代，接受一定水平的教育已成为人们在这个时代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随着公众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接受高等教育已不再像以前一样是实现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的唯一条件。其次，教育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发挥促进社会阶层合理化流动的作用和功能，而脱离一定的社会条件，我们难以断定教育的社会功能。当前我国教育之所以没有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发挥合理化的社会流动功能，原因不在于教育自身，而在于社会不平等。虽然改革初期也存在社会不平等，但是由于经济和社会改革发展急切需要大量的优秀人才，从而为接受了较多特别是大学教育的人提供更多的社会机会和位置，因此他们被当作社会精英。而今社会中上层的位置已经被全部占据，而且形成了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会充分利用教育资源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下层成员要利用教育来实现向上流动的难度就空前巨大。
进一步拓展教育对社会之正功能的空间和路径
但是，这并不等于下层成员就完全没有希望靠教育实现社会地位的改善了。事实上，我国依然还有很大的社会空间，供教育发挥改善社会阶层结构的作用。第一个空间是我国经济结构升级转型。经济结构升级转型，就需要大量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优秀人才，但是，我国目前培养的人才还不足以支撑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另一个空间是，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依然过小，虽然学术界并没有在中产阶层的界定上达成共识，但是普遍认为，我国中产阶层规模没有超过人口的30%，据我们的研究，也只有25%左右。欧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规模都在60%以上，如果我国要赶上这个水平，显然还有很大的距离，也有很大的空间，一个人要进入中产阶层，其首要条件就是要受过良好的教育。第三个空间是我国正在推进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虽然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53%，但是，其中有17%左右的人还处于流动之中，并没有彻底实现城镇化，与此同时，要赶上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水平，还有20个以上的百分点要完成。城镇化往往有利于中产阶层的壮大，但是那些进入城镇化的人只有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才有可能进入中产阶层，否则，城镇化并不一定能壮大中产阶层规模。
显然，目前教育之所以不能像过去那样发挥明显的社会阶层合理化的功能，一方面是社会不平等造成的，另一方面教育本身也存在不平等问题。最近几年国家在大力提倡教育资源均等化，但是，在实践上，这种均等化还是受制于社会不平等：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学校和阶层都在千方百计地攫取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与此同时，各地的一些教育部门愿意将优质教育资源配给名校，以彰显政绩。与此同时，社会阶层的边界趋于定型，跨越阶层边界的流动越来越少，难度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改变教育的社会阶层维续功能而使其更好地促进社会阶层结构合理化，应是我国下一步综合和系统改革时应优先考虑和解决的问题之一。
国家在教育体制改革上应处理好教育作为公共服务与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关系。教育作为公共服务，应该由国家来承担，要秉持平等的原则，也就是说，国家应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消除城乡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义务教育差距。目前的教育体制是，义务教育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由于各地财力差距很大，因此，义务教育的发展水平差次不齐，与此同时，地方教育保护主义非常强烈，特别是外来人口多的地方都不太情愿让外来人口子女享受本地的教育资源，尤其是本地的优质教育资源。
而作为人力资本投入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在确保公益性的前提下，应交由市场机制来决定。为此，国家教育体制应作如下制度和财政改革：第一，将高中纳入到义务教育，延长义务教育时间。第二，减轻县区承担义务教育的责任，加大中央政府和省政府承担义务教育的责任，至少形成中央财政、省级财政与县级财政在义务教育上各承担三分之一的责任，其中中央政府要加大力度去帮助欠发达县区的义务教育发展。第三，中央政府与省市政府在兴办高等教育上实现分工合作，但是要防止中央办的高等学校属于名牌学校而省市办学校属于非名牌学校，所以，在高校评估上要有独立的机制，鼓励省市政府兴办高校，促进高校之间的良性竞争，与此同时鼓励社会与政府共同兴办高等教育。第四，改革教师收入制度，尽可能消除同级教师在收入上的差距，并在制度上奖励那些愿意支援欠发达地区（尤其偏远农村地区）的教师。缩小教师收入差距非常重要，现在由于教师收入在地区之间、校与校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因此，所谓“孔雀东南飞”、优秀教师向发达地区和名校集中非常明显，使得欠发达地区和普通学校的教育受到明显的弱化。
当然，教育资源的均等化并不一定必然会使得教育真正能发挥促进社会阶层结构合理化的功能，这里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社会流动体制和机制。开放、合理、公平的社会流动机制是每个社会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如果教育均等化尽可能降低社会不平等对教育过程的影响，那么，开放、合理、公平的社会流动机制则可以尽可能限制社会不平等对社会流动的干预影响。这个流动机制就是获致性机制，也就是说，每个人凭着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凭关系、权力或金钱去竞争其社会地位。现在已经有一些机制比较接近地体现这一点，比如公务员考试制度，但是，人们对公务员录用过程还是存在很大疑虑。至于考上公务员以后的升迁过程，确实还远没有做到唯贤任用。我国的党政人事制度改革以及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等将是关键。此事更为复杂，不是本文所能讨论清楚的。
结语
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及教育正常化以后，教育在促进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合理流动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经济发展以及以前教育中断，导致我国现代化建设缺少大量的专业人才，使得教育担起了社会阶层结构合理流动上的重任。但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普及，我国每年培养的大学生都在数百万之上，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让人们感觉到教育的功能或收益没有以前那么明显，而社会阶层结构日趋定型，使得底层人群通过教育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变得比以前困难，这在其他许多国家也有相似的情况，所以有研究者提出了教育是维持阶层秩序的看法。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为教育扮演阶层流动功能提供了重要基础，需要指出的是，现有的一些体制和机制却阻碍了这一点，这是我国需要深化综合、系统改革的关键，但是难度却史无前例。
总而言之，虽然教育已经难以像以前那样承担社会阶层结构合理化的重任，但是，没有大规模的教育发展，社会阶层结构合理化则无从谈起。无论从个人还是从国家来说，教育是必须修炼的一门课程，希望国家从综合、系统改革角度使得这门课变得更加有价值，这才是关键，不要因教育收益没有以前那么大而认为“无用”。（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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