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不平等源于社会不平等
当然，教育自身并不一定就具有区隔社会不平等或促进社会合理流动以及社会结构合理变化的功能，其对社会分层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社会不平等状况。当我们讨论教育能否促进社会分层合理化的时候，往往忽略了社会分层对教育的影响，也就是说，教育在不同的社会分层格局中会发挥不同的功能和效用。实际上，当前我国的教育资源是迎合社会不平等要求而配置的，凡是优质教育资源都倾向于配置到让中上层更容易获得的地方和领域，凡是中上层集中的地方，优质资源就越多，相反，凡是下层集中的地方，教育资源都比较少，优质教育资源更毋庸谈起。某城市在推进教育资源均等化过程中，为照顾上层子弟上学，依然保留着几所名校；许多有钱人千方百计将子女送往大城市的名校。与此同时，我们在欠发达地区看到，几乎所有农村小学都招不到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的老师，因为那里的教师工资太低，年轻大学生毕业后到那里当老师，每月工资不到1000元，还不如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工资。
在中小学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的孩子，就更有可能进入名牌大学，而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就更容易找到好的职业。而今不少用人单位或明或暗地规定，只招聘985或211大学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其他大学毕业的学生连面试资格都没有。虽然这是一种歧视性规定，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已经出台政策防止这样的就业歧视，但是在现实中，国家的政策形同虚设，也就是被社会不平等化为乌有。表面上看起来，985和211大学毕业的学生似乎有更好的素质，但是，实际上这是另一种社会不平等的表现。当然，劳动力市场确实存在着技术能力门槛，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技术能力竞争。但是，每个人的技术能力发展不但取决于个人的努力和天资，而且更取决于是否享受更好的资源和机会。以毕业于985和211大学为资格，表面上体现以技术能力为标准，但是实际上强化了社会不平等对技术能力的型塑和建构，正如上面指出的，能进入985和211大学的学生来自中上层家庭比来自下层家庭的多。因此，有关只招985和211大学毕业生的规定或者潜规则实际上是中上层用教育这样看似合理的技术门槛以维护本阶层地位的做法，也就是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和法国社会学家布丢所谓的学校是阶层门槛的体现。
除此之外，有关大学毕业生就业方面的其他不平等也随处可见。有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多少与大学毕业生就业有很强的正相关，即社会资本越多，越能找到工作，越能找到好的工作，也就是可以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反之亦然。社会资本至少从以下三方面影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和职业地位：第一，社会资本多，在求职中可以获得更多更可靠的就业信息；第二，社会资本多，可以帮助求职者在竞争中获得更多的人际帮助；第三，社会资本更有利于职业变更和升迁。虽然我们国家实现了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招考制度，但是，在一些环节中依然受人际关系的影响，比如可以放宽面试条件让有关系但考试成绩不好的人进入面试，这并不是个别案例；变相的方式五花八门，层出不穷，都为社会资本发挥作用提供了一定的社会空间。
